（上接1月9日3版）
　　“这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抓不完也杀不绝的。重庆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又威武雄壮地走上反美反蒋斗争的舞台。”廖老说。
　　1949年轰轰烈烈的“四·二一”反内战、反独裁、争温饱、争生存、要民主、要自由等一系列学生运动，就是川东和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直接领导的。
　　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重庆广大学生义愤填膺。4月15日，全市有42所学校的进步学生成立“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号召学生总罢课，并决定在4月21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请愿大游行。当时报名参加游行的学校有57所，占全市大中学校总数的2/3以上。游行准备期间，各校广泛开展各种校内和校际间活动，全市学校一片沸腾，反动当局惊恐万分，准备实行大逮捕。
　　重庆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报后，为避免无谓牺牲，4月19日晚上决定，把集中的全市大游行改为分区或校内游行集会。党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学联总部和各区、校联络点，最终说服学生们改变游行方式。
　　21日这天，各校学生在敌人重重包围封锁下，在各区或校内举行游行集会。沙磁区游行队伍包括前一天从北碚、青木关来的学生达7000人，南岸海棠溪地区的游行队伍也有3000多人。江北盘溪地区民建、蜀都中学等校，也集中了几百人沿着嘉陵江岸游行，与重大等校的游行队伍隔江相望，互喊啦啦词，互相鼓励声援。其他学校大都在校内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演出话剧等。全市性大游行虽被迫取消，但在敌人重重围困中举行的游行集会，气氛更为悲壮。由于及时改变斗争策略，既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又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运动获得全胜。
　　“那时我们的啦啦词有‘国民党，王歘歘，看到看到就要垮’之类，朗朗上口，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廖老回忆。
　　“四·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最后一次大规模运动，从校内发展到社会，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是一次很成功的学生运动，通过运动的斗争实践教育团结了广大学生，为迎接解放做好了思想准备。
　　廖老清楚地记得，各校复课后，地下党和地下社通过各种形式，在各校内进一步开展社团活动，培养积极分子，深入扎实做了许多团结教育学生的工作。10月以后，又发动“应变护校”斗争，保护学校校舍校产的完整，避免破坏损失。1949年11月30日凌晨，社会大学的学生在“抗战胜利纪功碑”（即现在的解放碑）上升起了第一面迎接解放的红旗，留下了解放前重庆学生运动最后一幅生动壮丽的画面。

百废待兴中的奋斗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按照各大城市解放时的惯例，地下党领导的学运系统划归青年团领导。为此，廖伯康于1949年12月9日到重庆市青年团报到。同时，重庆地下党领导的学运系统成员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团工作。
　　百废待兴之时，团市工委主要抓了十件大事：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成立市学联筹委会；组织地下党外围组织会师；参与组织庆祝重庆解放大游行；组织万人禁用银元宣传和游行；协助公安部门在学校内清理敌特；参与组织杨虎城将军暨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死难烈士追悼会；选举参加市各代会的学生代表；举办寒假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新华日报》上开辟“青年干部”专栏。
　　“那时，团市工委除少数干部留在机关工作外，绝大部分都背着背包走路下基层，回来开会既没有宿舍、招待所可住，也没有会议室可坐，只能打地铺。”廖老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团市工委专门制作了几十根很厚实的木板凳，每条两尺宽，一丈多长，放在小礼堂内，既可坐着开会，晚上也可作临时床铺睡觉。
　　令廖老难以忘怀的，还有同事们亲密无间的关系。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十分融洽。大家都不称官衔，除康乃尔年岁较大，大家尊称康公或康同志外，其他都直呼止舟同志、德林同志，或亲切地喊老李、老曾，没有称李书记、曾书记的。
　　生活上大家更是打成一片。回忆往昔，廖老仍感到格外温馨。他说：“那时青年团西南工委重点抓团重庆市工委，特别是重庆的学生工作。我常到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康乃尔处汇报工作，有时夜太深了，就挤在他办公室的小床上和他抵足而眠。”
　　廖老回忆，市第一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建设人民的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伯承作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时任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向大会作了《关于重庆接管工作》的报告。大会闭幕的前一天，邓小平向大会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传出的指令明了、政策清晰，会后大家都很高兴，参会代表相互致意。”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廖老尤为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同志们，他们表现出来的旺盛斗志，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勤奋好学的优良品德和工作作风，至今令人动容。（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