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5日，重庆各界群众聚集在中华路的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大会”，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也来到现场，来祭奠英烈，鞠躬致敬。会场安放着30余位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画像，其中一位是生前供职于重庆21兵工厂的技术员，他叫苟悦彬。
　　1919年苟悦彬出生于云南省绥江县，自幼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他在父亲经营的杂货店看守了一段时间的柜台。这期间，他几次向父亲提出要外出求学，都未得到允许。后来，苟悦彬通过在军队做事的哥哥以及父亲的至交从中劝说，父亲这才同意他到成都求学。到成都后，他就读于济川中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后来，他升入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更加追求进步，拼命阅读高尔基、普希金、莎士比亚和鲁迅等人的作品，立志做一个有志向、有追求、有信仰的革命青年。
　　1939年，苟悦彬从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后赴昆明报考留美预科生，后转而考入湖南战车工程学院战事技术科。1945年夏，他从湖南战车工程学院毕业。这一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苟悦彬返回绥江老家，在绥江中学任教。
　　1947年，经同学介绍，苟悦彬来到重庆考入21兵工厂任技术员。当时的21兵工厂是重庆地下党组织团结发动工人的重要阵地，也是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的重点发行对象，工厂里的地下党员经常将《挺进报》送给进步工人秘密传看，以此团结、教育工人，让他们认识、了解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掌握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动态。进入21兵工厂后，苟悦彬于当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到发送《挺进报》的工作中。
　　1948年初的一天，传递出去的《挺进报》在一个同事手里被国民党便衣特务发现，特务迅速将此情况上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不牵连其他战友和群众，苟悦彬立刻对那位同事说：“报纸是我给的，一切由我来应付。”这时有战友劝苟悦彬赶紧离开隐蔽，但苟悦彬却表示：“只要革命，就一定会有牺牲，为了保存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牺牲一个人是划算的。”
　　兵工厂的地下党组织在闻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决定将苟悦彬和阅读《挺进报》的进步工人撤出21兵工厂。苟悦彬觉得，自己走了可以安然无恙，却可能会引起国民党特务对工厂的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进行侦讯和破坏，地下党在兵工厂的工作也会前功尽弃。他提出，由他承担传阅《挺进报》的全部责任，并且会一口咬定《挺进报》是一个厂外的朋友给他的。经再三请示，上级组织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他的请求，将他留在厂里。苟悦彬主动向厂里的特务和稽查说明了《挺进报》是他传阅的，但特务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竟然没有立即逮捕他，而是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苟悦彬识破了敌人的伎俩，暂时不与任何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发生联系，特务对他无可奈何。
　　但1948年4月15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和兵工厂稽查处还是将他逮捕并随即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酷刑折磨，苟悦彬始终坚持《挺进报》是他一个人传递的，是一个厂外的朋友给他看的。除此之外，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其他任何有用的情况。入狱前，苟悦彬还写了一封信交给地下党的同志，信中写道：“看样子要进马列学院（指集中营）读几天书，请同志们务必不要误信特务的欺诈，我绝对不会有一句口供。”
　　1949年3月，苟悦彬托一个出狱的难友带了一封信给朋友，信中写道：“我生活得很好，请转告我的家人放心。入狱前后受了7次刑，没有问出什么也就算了。转嘱姊妹们多多努力，无止境地进步，不要因我而消极灰心，并好好教育天如（他的孩子），要他继承爸爸的事业······”
　　此外，在狱中，为抗议特务对难友的迫害，苟悦彬还积极参加绝食斗争，针锋相对地与特务进行谈判，争取到改善狱中生活条件、允许和家属通信的权利。他经常对难友说的一句话就是“胸怀报国志，不问家与身”。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中的革命志士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苟悦彬也不幸遇难，年仅30岁，他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对党的忠诚。（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