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月18日3版）
　　当天，国民党新闻机关下令强迫重庆各报于18日刊载所谓的“一·一七”通告和“发言人谈话”。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载，并组织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社论，却全都被扣压。紧张气氛下，周恩来于当晚在办公室满含悲愤地写下了题词和挽诗，要求《新华日报》用手迹制版，将其登在被抠去稿件的空白处。《新华日报》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重重新闻检查，并为提前发行作了周密准备。18日一早，得知消息的国民党特务匆匆赶来时，《新华日报》早已传遍大街小巷。
　　19日，南方局军事组起草并经周恩来、叶剑英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在加急赶印出后，由南方局、办事处及报馆同志秘密散发，广泛传播皖南事变真相；25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交给张冲转蒋介石，严正声明：蒋如不实行这12条，就不恢复两党谈判。2月14日，周恩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严正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必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因中共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陷入空前的孤立。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被迫表示，“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以斗争求团结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局面时，南方局毅然站在国共斗争的最前沿，以斗争求团结，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徐康说，抗战风雨飘摇之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站了出来，引领社会各界争取团结抗战。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蔡斐长期致力于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和统一战线问题。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下去，主要是我党对国内国际两个力量的争取。首先是争取苏、美、英等对国共合作抗战的继续支持，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一环，中国战场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的破裂，其严重后果是国际不可接受的；其次，尽最大努力争取团结国内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或政治团体、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他们是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力量。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有一张2009年从国外收集到的照片。照片中，周恩来的领带有皱，还可看到稍许胡茬。徐康介绍，这是周恩来接受美国《生活》周刊记者卡尔·麦当斯采访时所拍。当时，外国记者对国民党信任度不断下降，比较相信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报道，这与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外事组所做的大量工作密不可分。
　　展厅里还有一件港澳同胞送给新四军的“百幅”，取其“百福百寿”寓意，表达他们对新四军真诚的支持。这件珍贵文物，是当时港澳同胞精心缝制，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交给新四军的，也是当时我党争取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的生动写照。
　　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均主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针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周恩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各党派的共同合作”，建议将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包容在内。在南方局和周恩来大力支持和援助下，民主党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压制，于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其政治影响日益增大。
　　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鼓励他们积极为争取抗战胜利多作贡献，引导他们放眼未来。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周恩来等的讲演，向民族资产阶级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财经政策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表彰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开展轰轰烈烈的进步文化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文化统一战线。为打破皖南事变后的政治高压，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进步话剧创作演出活动——“雾季公演”，使大后方以话剧为主要形式的抗战戏剧达到鼎盛时期。
　　同时，南方局更是把文化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暨其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平台，团结进步人士，占领文化阵地，发展抗战进步文化，开创了国统区进步文化的新局面。（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