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品，时为共产党员，新青社社员。垫江解放前夕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进行策反工作。
　　1949年7月9日，国民党罗广文部派蒋冠群率领突击团三个营杀气腾腾进入垫江清乡。在清乡军进入垫江之前，当时以县长颜觉为首的反动政权就做了清查户口、发居民身份证、照隘口、实行五家连坐等法西斯统治措施，为清乡军的到来做了准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在清乡军进入垫江的前两天，我的同学，当时任邻、竹、垫三县联防副主任的谢质夫，深夜偕他的爱人杨学德（又名杨本明）来我家，关心我说：“据确悉，清乡军马上就要到垫江了，主要是清查地下共产党。你是到过延安的人，在县中影响很大，最好是回避一下为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原来他的爱人杨本明与县长颜觉的老婆是打麻将的赌友，县长的老婆在县长颜觉与国民党书记长刘道三、特委会秘书王志伟开会研究的黑名单上亲见有我的名字，所以消息是千真万确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去面会族人谭叔愚（国大代表）讨应付之法。谭怕我沉不住气被吓跑，他说千万不能走，你一走就虚了，首先连累你家人、亲友、邻居，万一被抓到了那是死路一条。后来了解到，刘道三还想，万一我逃走了，就要株连谭叔愚，要他交人，搞一箭双雕。因此，我只能在家稳住，任其演变。谭叔愚说万一出了事再想办法挽救。
　　果然，在7月10日上午，我正在南街佃住的省银行内朝门乘凉，突然发现一个穿黄军装的军人，腰挂一支左轮枪迎面而来，问道：“这里面住的有一位叫谭正品吗？”我知事情不妙，也不否认，便说：“我就是。”该军人谎说他与谭叔愚是老朋友，于是我招呼他进我家。请他坐，他不坐，给烟茶，他也不吃，就开始在我的书案上翻阅书籍，又翻我抽屉衣柜，毫无所获。便要我跟他一路走，谎称他们团长要找我说话，我和他经南街、东街及北街来到书院（今县教委）。那时正是旧历六月，天气很热。妻子及城内亲友听说我被清乡军抓了，都来书院看我。在书院休息片刻，并未见团长找我谈话，部队就集合将我押着向高安方向行走。我怀疑是要到我老屋去抄家，因为在城里抄家毫无所获。步行40华里到了高滩场，在大桥上休息，时逢高安赶集，前来围观的人特别多，我就托人与我家放信通气，好做准备。接着部队又继续朝我家曲尾方向进发，行至高石垭，胞兄见我被清乡军押解，知道情况严重。不一会儿就到了我土生土长的曲尾街上，但未到我老家去，我如释重负，消除了一些顾虑。傍晚，部队在曲尾街上宿营。适逢我嫡堂弟谭正直由新疆告假回家省亲，他是国民党张治中部的现役连长，又是中央军校第14期的学生，属于黄埔嫡系。而罗广文部的营连排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系。我堂弟带上同学录，出面拉同学关系，晚上办了一个招待，疏通了关系。因此，在押解途中我未受虐待，只是随连队一路走就是了。同时，部队还同意我三弟随部队一道照顾我，生活上得到些方便。
　　次日清晨，部队又向大沙河方向行进。途中在街上休息了一会儿，又朝忠县方面移动，在忠县新立铺吃的午饭，夜宿在水磨河。水磨河是一个只有二三十家铺子的小集镇，是罗广文的老家。士兵们找了一块小门板给我过夜，蚊子太多，无法入睡。次日又继续行军，中午就到了金鸡场，至此就安营扎寨。到忠县的部队，是一个营，营长叫高四韬，是山东人，我就是他亲自逮捕的。指导员一个姓马，一个叫黄德忠。部队住下后，就四处大肆抓人，逮捕的对象：一是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二是烟毒犯；三是土匪；四是“谢派”中人。不到几天，就抓了300多人，关押在文庙内。大部分人是忠县人，少数垫江人，如熊叔乔、熊有文、胡恒仲、冉广容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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