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892—1986），重庆开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之美誉。他不仅是军事指挥家，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以高超的“带兵、练兵、用兵”才能为世人称道。他曾总结自己学习军事科学的经验：“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子醋。”

矢志治学主张“治军必先治校”
　　刘伯承于1927年12月进入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次年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他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由此开始钻研军事学和闹革命求解放的光辉历程。
　　1930年学成回国后，中共中央决定安排刘伯承担任军事委员会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他有针对性地翻译、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多部苏联军事论著，在校译《合同战术》时颇为辛苦。这本书先由延安组织人员译出初稿，再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付刘伯承校译。刘伯承在该书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1945年秋，在指挥上党战役的紧张时刻，刘伯承以从容的气度校完了《合同战术》的全部书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军事著作达到数百万字。
　　刘伯承还刻苦攻读古今中外军事名著，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军事理论，以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他纵观全局，深谋远虑，把握战机，慎思断行，在指挥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对战略、战役、战术和教育训练、院校建设、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朱德称誉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也赋诗盛赞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为读到更多的军事书籍，刘伯承尽一切努力搜集中外军事典藏。他曾委托袁仲贤从国外帮他购买军事书籍，也曾向何长工索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与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军事学院编纂的教材也要送来一套，以相互交流和提高。
　　刘伯承不断总结中外战争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和思想体系。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五行”指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从泸顺起义后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领导红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军事骨干力量。他在抗战最前线积累的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为创办军事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初试锋芒就读重庆将弁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19岁的刘伯承胸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的雄心壮志，参加了反清学生军。
　　1912年初，刘伯承获悉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弁学堂正在招生，便匆忙从开县（今开州区）赶到万县（今万州区）报名。因船只损坏，他乘船到重庆赶考的计划搁浅。为不错过考试时间，他决定步行到重庆。最终，刘伯承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一同出来投考军校的其他几人因等船而误了考期。
　　将弁学堂位于重庆江北，刘伯承一走进学堂就看见校训：“东望幽燕，尚沦异域。北会甘陕，警报频来。得欲整我师旅，贵在将校得人。爰办将弁学堂，以为异日北伐之需。”将弁学堂共有学生400多人，分为4个大队，每个大队分3个大排，大排下还设有班。刘伯承入校时被分在第2大队第1大排第1班。后来，他被选进速成班，编入第1大队第1大排。
　　刘伯承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对每门课程都格外认真。课堂之外，他还认真阅读军事著作，如《孙子》《吴子》《司马法》《百战奇略》等古代兵书。同寝室的同学看到后，问他想当将军吗？刘伯承嘿嘿一笑：“要学就学好嘛。”
　　节假日，同学们都外出逛街，或饮茶喝酒闲耍，刘伯承却总把自己关在寝室或学堂。这么做，既可以节约时间学习，又可以把省下来的补贴金寄回家资助家用。放春假的时候，学校人去楼空，同学邱翥双想约刘伯承进城玩。当他推开寝室时，发现刘伯承正在地上爬行——练习匍匐前进，便惊讶地问：“咋不出去耍？”刘伯承边起身边笑着说：“哎哟，我的邱老弟，打仗的时候，可是硬碰硬哟，不练好咋行哟。”（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