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月15日3版）

几番辗转暂设桂林
　　1938年9月，武汉即将沦陷。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在武汉的机构必须尽快转移。1938年9月2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尚在武汉的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组织上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共代表团五个方面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及办事处一起准备入湘”。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南方局的组建问题，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成南方局，管辖鄂西、湖南、广东、闽粤赣、江西5省委及上海、香港两党委和滇、黔两工委。中央同时还决定，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均由周恩来负责。
　　情势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于六届六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便匆匆赶回武汉，指挥中共驻汉机构的转移。根据中央的指示，董必武提前赴渝，率党报委员会和新华日报馆沿长江西上，转移至重庆进行出版发行；叶剑英率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南下入湘，先到长沙，后到衡阳；黄文杰则到广东，布置武汉失陷后广东、香港等地党的工作。
　　武汉失陷的当天傍晚，周恩来乘坐着国民政府配给他的“雪佛兰”轿车，经汉宜公路向长沙转移，赶到长沙时，却遇长沙大火，整个古城一片火海，恐怖的阴霾笼罩着整座城市。周恩来不顾安危与疲劳，立即指挥尚在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救火赈灾。
　　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未在长沙，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设于长沙也成为了不可能。救火赈灾之后，周恩来便率随行人员撤退到了衡阳。此前，叶剑英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为帮助国民党军队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已率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衡阳，设立了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周恩来到衡阳后，准备在衡阳、零陵、宝庆中择一地设立南方局机构。
　　广州、武汉失守后，广西桂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据点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正从湖南向广西桂林转移，蒋介石也提出要在桂林约见周恩来，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为了随蒋介石行动，周恩来向白崇禧商议，将八路军办事处设到广西桂林，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12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抵达桂林，迅速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由李克农任处长。经过周密部署，秘密的南方局机关就设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内。12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发出通电，称：“周、叶已抵桂，南方局暂设桂林。特此通知。”这一通电的发出，标志着中央关于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的指示已付诸实施。

几经曲折终定重庆
　　就在南方局向南转移期间，由长江局一分为三的北方局在冀中成立，中原局在豫东成立，东南局在新四军军部成立。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在桂林暂设南方局的通电中，其管辖范围内没有包含川康等地党组织。已经到达重庆的陈绍禹、博古、凯丰、吴玉章等便致电中央，提出在重庆设“西南局”，管辖川东、川康、滇、黔等地的中共组织。
　　这一提议，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1月5日进行了讨论。考虑到因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后表示要在重庆与其继续商谈两党合作事宜，周恩来已于1938年12月底从桂林乘飞机抵达重庆，中央书记处便提出，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改名为“西南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其他成员还包括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等。
　　对中央书记处关于设“西南局”的电报指示，周恩来有不同看法。首先,在名称上，称“西南局”名不副实；再者，委员13人分散在各地，开会议事极为不便。因此，他在给中央书记处的回电中提出：“名南方局较副实”，建议以北方局为例设常委，“便于议事”。中央书记处对周恩来的提议极为重视，于1月13日致电周恩来等人，批准了“南方局”名称，同意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以周恩来为书记。但是，中央书记处对于南方局设于何处，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周恩来接电后，立即召集在重庆的南方局委员开会，宣布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讨论确定了委员们的组织分工，并于1939年1月16日第一次以南方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至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但由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协议，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在其统治区内建立和发展组织，因此，南方局的成立和存在都是非常秘密的，对外并不公开。
　　在重庆成立的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担负起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政治使命，恰如在陪都重庆的茫茫雾海之中，为大后方人民升起了一盏指示抗战前途的明灯。（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