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月17日3版)有争论处是否修改由作者考虑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观看，并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员们。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发出对于原始人类的憧憬，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发表了意见。
　　曹禺对剧本中的“北京人”，借人类学者袁任敢之口是这样说的:这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来就这一段描述对曹禺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接着又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呢？周恩来请曹禺自己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说这番话，提了这样的意见。
　　对曹禺来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样写的。“北京人”的存在，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对比的；同时，也是与封建礼教卫道者的欺诈、虚伪、阴险、陷害作对照，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为此，曹禺没有修改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也没有对此横加干涉，这段话至今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铭记在心。这段往事，至今仍为戏剧工作者所津津乐道。
　　周恩来没有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贯之地关心曹禺的剧本创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加关怀；对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

轰动重庆的《家》
　　若问抗战期间的话剧，哪一出最能震动年轻人的思想？最能鼓舞人们奔向新的生活？曹禺的《家》应属首选。
　　1942年盛夏，在重庆酷热如蒸的日子里，曹禺在唐家沱一艘泊岸待修的旧轮船上，打着赤膊改编了巴金的《家》为剧本。在此以前，巴金曾专程去江安与曹禺相聚6天，在一盏菜油灯的微光摇晃下，他们整夜畅谈《家》的改编一事。曹禺觉得自己对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三个人要熟悉些，改编剧本就从觉新、瑞珏两人新婚之夜写起，写封建制度给这对夫妇和梅表姐带来的不幸和深重灾难。剧本借新婚之夜瑞珏与觉新诗意的独白，瑞珏与梅表姐哀伤至极的长谈，以及瑞珏在病榻上与觉新凄婉诀别的几场戏，道出了瑞珏对觉新真挚的爱情，对自由、对春天、对阳光的向往。曹禺改编《家》的审美独创，尽现其中。
　　1943年，《家》在重庆道门口银社剧场演出。巴金的《家》写得好，曹禺改编的《家》更具舞台魅力。第一幕，戏一层一层地展开，到了夜半洞房，觉新和瑞珏的独白，窗外的湖光山影，雪似的梅花，杜鹃声声……诗一般的境界，迷住了观众，终身难忘。有人喜爱这场戏，竟然十几次走进剧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越看越想看。《家》共演出86场，近9万观众，场次和观众都创重庆抗战时期剧场演出最高纪录，因此有了“轰动重庆第一《家》”之说。
　　《家》产生的精神力量也是难以估计的。封建势力给三位青年男女的迫害，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了不推翻封建势力，就谈不上人生的幸福与自由。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掠掳，更比封建势力来得直接、凶残。《家》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幸福，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各方文化人云集，对于话剧的演出，报刊上常常是百家争鸣，就是我党办的《新华日报》也不是“舆论一律”。对于话剧《家》，一面是好评如潮，一面是刚来重庆的文艺家何其芳另有评论。他批评曹禺的《家》，没有写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剧中所写的封建婚姻造成的不幸，“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罢了”。既然是牙痛，那就“忍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何其芳的这种批评，当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面目出现的，但是，观众却不听这位批评家的“警世良言”，《家》的观众仍有增无减。在以后的岁月里，各地剧团仍争相演出，甚至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有据此剧本拍摄电影的。
　　周恩来不仅赞赏《家》的剧本与演出，他对在剧中扮演瑞珏的张瑞芳说:“你和觉新的戏，我和你们的邓大姐都喜欢。有的还把它在家中模仿着演了一遍。”周恩来边念着剧中台词边表演着说:“（瑞珏）到了七十、八十了，儿子、儿媳妇站在这边——（觉新）女儿跟姑爷……”1981年1月26日，我在上海访问张瑞芳时，她高兴地对我透露周恩来对曹禺改编的《家》的喜爱。（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