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峡砚制作技艺系重庆市合川草街艺人用嘉陵江沥鼻峡石材制作砚台为主的民间雕刻艺术。此技艺是当地广大民众自发创造，享用并传承的民间雕刻艺术，其生发及传承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是传统自然经济的产物。合川峡砚历史可追溯至社会经济极度繁荣的宋代，历史久远，意义深远，其技艺的演变也凸显了当地人民生计方式，价值观、生命观的更替。又因砚台是传万古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流千古而永存的”文房四宝”之一，记载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征服大自然的聪明才智。且其使用者具有特定性，故其为集民族文化、实用、艺术、鉴赏、收藏为一体的艺术珍品、国之瑰宝。2007年5月，合川峡砚制作技艺被列为重庆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合川峡砚原材料产于合川草街柳坪村嘉陵江沥鼻峡东岸，天然砚石，藏量丰富，石层厚度达二公尺有余。合川峡砚制作技艺盛于北宋，历经明清，沿袭至今，合川本地从事砚台制作的人屈指可数，但雕刻技艺却远近闻名。
峡砚盛行于北宋，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合川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首先，北宋宽松的政治环境直接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和艺术的发展。其次，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于北宋嘉祐元年至五年（1056年～1060年）为合州判官，常为州人张宗范等讲述理学，使合川一代文人聚集，圣学大昌。文人的聚散，提高了峡砚的使用量。据载，张宗范于合州城郊学士山建”养心亭”作为周敦颐讲学之所，并置峡砚于案上，作为周敦颐日常教学及研习之用。亭成后，周敦颐以“养心”为题蘸墨挥毫写下《养心亭记》。再次，宋朝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当时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国家，合川作为嘉陵江水陆要道，商贾云集，商业的发达直接促进了峡砚的生产与流通。
经历北宋的繁荣之后，峡砚制作技艺因宋蒙战争而一度停滞。首先，宋蒙交战切断了合川与外部的联系，原来的商贾道路变为行军道路，阻止了峡砚的流通。其次，战争的爆发，尤其是钓鱼城之战，改变了合川一带的生活方式，战乱导致人口流散，物产锐减，合川“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峡砚制作及创造也被迫中断。再次，蒙元政权，合川人被划分为第三等人，文人被压制，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峡砚也被束之高阁，需求量锐减。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合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举家外出，致使合川峡砚的制作再度中断。据《四川通志》记载，合川“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清康熙六年（1667年）合川地域仅有107户、1013口人。康熙三十三年颁布《招民填川诏》后，大量外地人陆续迁入合川耕垦，本地外流人口也纷纷返回定居，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当地民间艺人李银山又开始了峡砚雕刻。清乾隆年间时任甘肃制台的李实（合川柳坪人）题诗称赞峡砚曰：“峡畔房屋僻，巧工凿石盘，启笔云龙舞，运笔虎榜悬；石腻堪如玉，工艺圣手传。贵似翰家客，四宝居一员。”曾经民国时期的冯玉祥为合川峡砚题词：“启墨龙舞，运笔虎榜悬，石质堪如玉，工艺圣手传。”由此，峡砚制作技艺时代延续，再无中断。
到了近代以王智贤为首的民间艺人从单一的方形、条形、小圆形演变为自然形状的多种异形体，在砚盖上刻装饰图案，颇得社会人士好评。重庆周边的不少文具店都前来订货。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名人曾为峡砚题词。
解放初，合川有石砚业11户、57人，石砚销县内及重庆、潼南、遂宁、射洪和三台，因学校改用钢笔，石砚销路大减，至1955年，石砚业仅存6户、30人。1956年，建麻柳石砚供销生产合作社，年产值1.51万元，以自幼跟随父亲王智贤学艺的王卫国、王建国、王富国、王强国、王政国五兄弟为代表的民间雕刻艺人，与雕刻艺人易宗毅、周捷、易宗成和张礼雄一道，将峡砚的款式由几个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个品种，并开发出了笔筒、镇纸、屏风、壁画等多种工艺品。1972年，此社向日商销售“鱼龙戏珠”砚100个。从此，合川峡砚打入国际市场，年年签出口合同。
改革开放后，石砚社更名为盐井石刻工艺美术厂，有厂房560平方米，磨碎设备5台，固定资产4.1万元。产品造型考究、工艺精湛，深受国内外客商青睐。1985年，产砚1.5万个，值45.51万元。同年，新建柳坪福利工艺美术厂，有职工122人，厂房600平方米，年产砚5200个。
2007年9月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丰富的文化价值被列入重庆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峡砚作坊达13家，销售公司4家，峡砚走上了企业化运行模式。
合川峡砚石材分布在合川嘉陵江沥鼻峡东岸的草街街道麻柳村（磨刀溪）后山一带，又名“墨玉石”。其石质细腻、色泽淡雅，磨墨快速、不损笔锋，砚中蓄水数日不干、储墨不腐，石料年久不风化等特点。石料经重庆医学院徐国民教授化验，石内含有“氧化铝”，是削金切玉的坚硬金属，利于磨刀、清口利锋。合川居民将该石用于制作砚台，充分利用了峡石的特点，也极大的发挥了峡石的功能，现有雕刻作坊十余家，产品除砚台以外，还衍生出大量的工艺品及生活用品。
峡砚整个制作过程全是采用传统手工制作，首先是制图或用泥制成小样或模型，再使用雕刻工具，如刻刀、手锤等，在石材上进行加工，制成初形，然后细致雕刻至成型，最后经细磨、上色、抛光等工序制作而成。其每件作品独一无二，不像电脑雕刻可以完全成批量生产。
雕刻艺人们使用刻刀、钻子、手锤、磨具等工具，经过开采石材、选材、构思、制图、初步造型、细磨、精雕、上色、抛光等十余道工序，制作以砚台为代表的精美石雕工艺品；雕刻工艺分为平雕、浮雕、镂空雕、阴刻、钻花，以及镂雕和浮雕相结合的工艺等；造型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由传统的方形、条形、圆形逐渐演变为以石材自然形为主的多种形状共存的异形体；砚盖上雕花内容丰富，以竹石、花草、鱼虫、神佛、仕女、圣贤、龙凤等代表吉祥寓意和催人积极向上的元素为主。
由于制作过程为纯手工雕刻，而且天然石材的大小、形状也各不相同，雕刻师根据自己构思或制作好的图案，雕刻出各不相同的峡砚，作品具有独特性。峡砚工艺师依石料形体不同因材施艺，雕出的山水、花草、虫鱼、龙凤、人物等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构成千姿百态的艺术珍品。
峡砚制作技艺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类，是普通民众勤劳智慧和无限创造能力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其存在反映了手工技艺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相关，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共同特性，又具有合川地域文化特性和其生发与传承过程中独有的经验特性。由于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独特性，其成品也具有明显的特征。
合川峡砚作为一种历史的遗存，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使用功能方面，也不局限于物质的交换价值，支撑其不断传承和延续的是蕴含其内的不可复制和难以替代的文化价值。它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人类创造力的表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密切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合川峡砚是合川人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物产，并充分发挥其价值的历史性创造。当地民众对峡石的利用从生活层面（磨刀石）逐渐转化为精神层面（砚台），是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追求不断提升的象征。在峡砚的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雕刻技艺，丰富雕刻内容，从开始的纯实用性物品到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艺术审美和艺术追求的不断提升，也体现了合川人民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在造型和图案里寄托了合川人民最为朴实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峡砚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其不断的发展却具有必然性，合川曾经便利的水陆交通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为其传扬提供了条件，而成为合川人民引以为荣的地方特产，并作为高档礼物进行馈赠。峡砚多为文人所用，其专有的功能，注定了其被广为使用，且使用者擅于文字记叙，保证了不被历史遗忘。峡砚传承至当代，逐渐地褪去了其实用价值，更多的作为艺术品流传，由于艺术审美的多元性，其存在更具挑战性，对其雕刻技艺的要求更为严苛。在此境地中，峡砚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的调整其存在的方式，以保证传统工艺的持久延续。合川峡砚《达摩渡江》 学徒们观看合川峡砚制作过程
（作者 胡中华）（区文化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