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月16日3版）

抗战时期延安再相见
　　1935年6月，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组织，后又去往苏联。自此，陈云和聂荣臻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1943年10月上旬，聂荣臻从晋察冀边区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两人才在时隔八年重逢。
　　陈云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工作繁忙，身体又不好。1943年3月，为照顾陈云养病，毛泽东将他由杨家岭迁至自己的住地枣园居住。陈云在此治疗休养近一年。
　　在敌后坚持斗争长达六年的聂荣臻回到延安后，毛泽东、陈云等在枣园热情接见了他。毛泽东一边抽着香烟，一边风趣地说：“我们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回来喽！”众人开怀大笑。陈云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互相寒暄，畅叙分别后的点滴。陈云夸聂荣臻仗打得好，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聂荣臻询问陈云的病情，让陈云注意身体，好好养病。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陈云、聂荣臻出席了会议。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当选为中央委员。
　　5月9日，两人分别在大会上作报告。陈云在发言中讲了“讲算账”“做交代”“讲本行”三个问题，提到共产党员的功劳观以及进城之后要保存城市机器等内容。毛泽东非常重视“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曾两次加以强调。聂荣臻在大会上作《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指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这是“由于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自卫军的结合，由于我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特别是因为我们与长期处在民族斗争第一线和有悠久民族斗争历史的晋察冀人民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做好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初，陈云、聂荣臻同周恩来、李富春磋商迁移与朝鲜毗邻的东北南满地区工业设备问题，以避免在战争中受损失。
　　10月上旬，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列席会议。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央作出决定后，陈云、聂荣臻全身心地做好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抗美援朝开始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转向抗美援朝战争。聂荣臻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到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等，他都亲自过问，并与总后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一起组织实施。聂荣臻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也说：“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11月15日，中财委召开财经会议，陈云在会议报告中正式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12月，陈云在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明年财政支出首先加强国防，不仅要组织地方武装，肃清残余土匪，而且要准备新兵、民夫、作战经费，加强陆军空军装备和海防建设。这些虽然属于军事装备，同时也是为财经建设。因为没有坚强的国防力量，国家经济建设得不到保证，什么也不可能顺利。”
　　当时，美、英等国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部分进口工业原料来源困难，价格大幅上涨。随着工业原料价格的上升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其他物价也开始不稳。为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必须增加收入，削减支出。陈云提出“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一切可以削减的支出，“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
　　正是由于陈云采取了正确的财政政策和加强汇率、贸易管制，开展对苏联、捷克、波兰和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对农产品的收购数量，冻结资金、加强现金管理，取缔投机，打击囤积居奇等一系列措施，才保证了物价总趋势的稳定，保障了抗美援朝的各项军费开支。（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