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康，1924年11月生于重庆，194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任重庆地下党学运小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1983年调回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调四川省政协工作，担任第六届省政协主席。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一百年前，革命先驱李大钊在《青春》中的豪迈语句，激励着成千上万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
　　重庆解放，镌刻着无数革命青年的青春印记。1950年1月23日到29日，在宣告重庆转入正常管理阶段的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55名青年团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是400名与会人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廖伯康作为青年团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
　　1924年11月生于重庆的廖伯康，194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解放前曾任重庆地下党学运小组书记。
　　面对家乡来客，老人一开口便高兴地说：“我是重庆人，今年97岁，重庆住了56年，南京、上海、北京、莫斯科各一年，成都住了37年。解放的时候，我在重庆。”
　　循着久远的记忆，在廖老两个多小时缓缓地讲述中，我们看到重庆解放前那段至暗岁月里，革命青年们的坚守和激情；看到解放后青年共产党员们的朝气蓬勃、至善至上。
　　历史虽已远去，但从未被遗忘。

至暗时刻的坚守
　　故事从1948年5月说起，那是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至暗时刻。彼时，24岁的廖伯康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按上级安排，准备前往台湾。
　　“1948年5月，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特务带上叛徒，企图抓捕上海局的同志，上海地下党组织处于戒备状态。”廖老回忆说，当时上级组织规定，对重庆来的人，要特别提高警惕。
　　就在这个时候，廖伯康的初中同学周正平到上海找他。周正平是重庆地下党的一员，是廖伯康的初中同学，也是他另一位中学同学胡甫臣的入党介绍人。
　　廖伯康初中就读于巴县中学，高中上的重庆联中，即现在的重庆七中。彼时的重庆联中是一所进步学校。
　　“我参加党的进步活动，是从重庆联中开始的。”廖老回忆，受胡甫臣的影响，自己和包括胡在内的班上三位地下党员、两位积极分子一道，组成了地下秘密学习小组，一起学习进步刊物。
　　周正平正是到南京找了胡甫臣之后，胡让其到上海找廖伯康的。
　　“我告诉他，我没有组织关系，介于同学关系，先帮他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的上级。”廖老对这一段记忆犹新，“上海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得知情况后，认为可从周正平那里了解更多重庆地下党情况，于是让我代表党组织和周正平谈话，让他把所知道的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无一遗漏地向组织报告。”
　　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周正平是重庆地下市委机关特支书记。当时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妻子正在医院生小孩，委托周正平照顾。“周告诉我，当时刘国定好些天没有来看他妻子和孩子，这时身边不断有人被捕，病房外出现形迹可疑的人，周判断有人叛变，赶紧离开重庆到南京找上级组织。”
　　廖老回忆，这次谈话非常郑重，每一句话都力求准确，符合实际。谈话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廖又将周的情况向附近等候的上级领导朱立人汇报。“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周正平没有叛变，是跑出来的。第一，那位叛变的书记如果把周暴露了，谁照顾他妻子和小孩。第二，重庆地下市委的经费由周保管，如被暴露肯定会被特务拿走。而且周在南京待了十几天，南京同志平安无事。所以我们认为周正平是可靠的。”
　　之后，廖伯康为周在华山医院的药房找了份工作安置下来，要他断绝与外面的一切联系，以免被特务、叛徒跟踪。
　　不久，党组织决定派人去重庆支援。“因为我与重庆地下党没有组织关系，并且知道重庆地下党被破坏的经过，在重庆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工作条件，是合适的人选，组织决定改变派我去台湾的安排。”彼时的廖伯康已做好准备，虽然重庆到处都是特务，极为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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