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大后方的美术运动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辉煌篇章，更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前，这场以反法西斯为主旨的艺术运动，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见证了这段特别的岁月，也彰显出独特的精神力量。
　　大后方的抗战美术运动是以木刻运动和漫画运动为先锋和中坚的。而被认为是“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的”的木刻，以及“蕴含着短剑直入的对于人生带有严峻批评意义的强力”的漫画，在抗战爆发前并不被看好，甚至还被美术“正统”认为只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而已。然而，正是这些没有久远传承、尚显稚气的“小技”，在举国上下救亡图存的一致奋斗中异军突起，从“几个前哨的进行”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成就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战美术运动。如此运动，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息息相关。
　　抗战期间，中共对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的支持和领导，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局文委”）及其下设的文化组负责实施。凯丰任文委书记，周恩来兼任副书记。1940年11月，凯丰回延安后，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文委和文化组的工作。文化组组长徐冰，副组长夏衍、冯乃超，工作人员有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和其撤销后组建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等公开机构为活动堡垒，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为号角与阵地，南方局文委及文化组如雾中明灯，团结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为大后方的文化界擎起一片天，抗战美术运动亦由此展开。

以三厅为堡垒美术运动蓬勃而起
　　为适应抗战需要，1938年，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简称“军委会政治部”）。其下设总务、第—、第二和第三厅4个厅。其中，三厅于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负责抗战宣传文化工作，由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分管。为便于工作，本为共产党员的郭沫若以非党派文化名人的身份出任厅长。三厅下设3个处（第五、第六和第七处）和9个科，迁到重庆后被缩编为4个科，而各部门负责人与职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如此，三厅虽为国共合作形式下的政府机构，但实际是在中共领导下国统区的一个战斗堡垒。正如大后方木刻运动组织者王琦在其回忆录中所言：“这里从名义上说，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隶属的一个从事文化宣传的机构，可是从它组织的成员来说，又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而且是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的机构。”
　　三厅领导下的抗战宣传文化机构是：1个漫画宣传队、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和1个孩子剧团。同时还领导着中国电影制片厂和5个电影放映队。在这些团体中，漫画宣传队是其中最活跃的队伍之一。这是一支以漫画为宣传手段的抗日救亡文艺小分队，1937年8月在上海组建后随即西行，辗转江苏、浙江等地，沿途宣传抗战，1938年来到武汉隶属于三厅，1939年底抵达战时首都重庆，并以此为基地开启了大后方的漫画活动，直到1941年5月解散。在前后3年多的时间中，这支宣传队如同一架行进在中华大地的播种机，将抗日的火种撒播到广袤的城市、乡村，抗日救亡的呼声在人们的耳畔、心间深深激荡。
　　于此民族危亡之秋，艺术家们走出象牙塔，纷纷汇集于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中共长江局和三厅的支持与协助下，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漫画、木刻界的抗敌协会相继建立，它们呼吁并组织更多的画家以手中的画笔为战斗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