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有一位女共产党员，靠着她的沉稳灵活和出色的自身素质，用多重身份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她就是胡其芬。胡其芬，原名叫胡永萱，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19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的革命经历，与她一生中所使用过的四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1938年至1939年，刚刚入党的胡其芬根据组织安排，先后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那时她还叫“胡永萱”。由于在校内活动中十分活跃，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学校，调入《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是以“胡南”的身份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社200多名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的人员之一，后被调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再次回到重庆，已是4年后。1945年12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随团工作人员，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因为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此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
　　1948年4月，胡其芬被捕前，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地下党员刘国鋕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英语家庭教师。由于叛徒出卖了刘国鋕，胡其芬意外被捕。狱中，她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胡其芬不但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也没让敌人知道。
　　入狱后，胡其芬很快与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关系。据胡其芬同一牢室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她们隔壁关着许建业，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近。一天放风，趁特务班长离开之际，牛小吾找许建业说话，许建业告诉她，是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胡其芬按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
　　胡其芬深知，敌人的营垒不是一块铁板，她要找到冲出围圈的突破口。胡其芬了解到医官刘石仁富有同情心，曾冒险帮政治犯带信给家人，于是借看病机会试探刘石仁，塞给他两张字条：“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医官，不要怕！”刘石仁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托刘石仁带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仁完成了任务，并将胡家托带的物品悄悄带给胡其芬。又一条与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这样被打通了，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刘石仁传递出去的。
　　胡其芬还和难友们发起了狱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斗争——绝食谈判。1948年12月15日，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伤势过重，得不到有效治疗，在狱中病逝。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狱中党组织讨论后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要求在狱中召开追悼会，改善狱中环境。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守所长允许召开追悼会。
　　“在最困难的集中营里，这次斗争的成绩，是相当成功的。难友写出了许多用草纸做的挽联，扎制了黑纱、纸花，充分表现了灵活的创造性和团结的斗争精神。”罗广斌后来在交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心中有信仰，即使环境再艰苦，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在红岩魂陈列馆珍藏着一把由胡其芬自制的团扇，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她通过做这些小玩意儿、教大家唱救亡歌曲活跃气氛，鼓励大家开展对敌斗争。
　　对于刚入狱又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以过来人的身份热情地做“辅导”，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还跟她们谈气节问题，指出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特务提审进步女青年张坤璧时，胡其芬的辅导课发挥了作用。张坤璧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刑具吓唬住，经受住了敌人种种威胁和拷问，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还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依然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送来的药品、鱼肝油丸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又把奶粉送给了孩子喝，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孩子编织衣服。
　　1949年11月20日，胡其芬化名为“吉祥”，写了一份《最后的报告》托人带出去。报告开头写道：“10月20日歌乐山难友公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江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同时，胡其芬还在报告的后半部分提出了营救的意见。《最后的报告》成了记录国民党罪行的铁证，也告诉世人，深陷牢狱的革命者虽抱着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信念，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对生的追求，他们渴望活下来，更渴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