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6月27日3版）
　　早在1924年，鲁自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秋，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成立，为了更好地为党搜集情报，鲁自诚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应聘担任中国工矿银行的常务董事。
　　鲁自诚进入中国工矿银行以后，便以商人身份为掩护，高调出入商界、金融界。他把家从南岸搬到了重庆市区，住在忠烈祠3号。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光是客厅就有40多平方米，院子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他还雇了一名男仆、一名女仆，出门还有一个固定的黄包车车夫，俨然一副大资本家的样子。
　　但是私下里，他的个人生活十分节俭。他外面的西服笔直光鲜，但里面的衬衣却破烂不堪，有时干脆穿个无襟无袖的假领子；脚上皮鞋很亮，脚跟部的袜子上还露出个“大鸭蛋”。
鲁自诚根据南方局“勤交友”的指示，经常联络国民党军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在家里聚会。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著名民主人士，都是他家的常客。周恩来也曾到“鲁公馆”会见过民主人士。鲁自诚和男士们高谈阔论，他的夫人华韵三则忙于接待他们的女眷，在客厅里陪女眷们打麻将。人多时，楼上一桌，楼下一桌，好不热闹。他还借着各种机会在家中大设宴席，以此方式密切与各界人士联系，赴宴者也有不少地下党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名，登门看望鲁自诚，赞扬他为党所做的工作，还奖励他一袋延安小米和一大包根据地生产的紫红色粗毛线。毛泽东风趣地说：“听说重庆没有小米，这延安的小米可是很好吃噢！这手织的毛线嘛，可能没有机织的好，但这可是一点不掺假的真羊毛啊！解放区也没什么好东西，这点土特产就算是中央给你的物质奖励吧！”
　　1946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利用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变卖、转让企业的机会，给鲁自诚送去一小皮箱的“小黄鱼”（小金条），让他买下了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并由鲁自诚出任总经理，用这个国民党官僚资本家的企业为地下工作做掩护。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公司的掩护作用，鲁自诚还特别聘请雷震来担任董事长。
　　于是，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秘密“机关”。公司二楼有几间客房，主要接待一些来往重庆的秘密党员，对外一律讲是“客户”。这些“客户”有男有女，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四楼一个小房间有一部秘密电台，供南方局与延安联系使用。为了掩护电台和赚取经费，总公司还开设了对外营业的电工部，经营电器和无线电，并维修收音机。神秘的电波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于是他们就派李乐亭来监视和检查，却被鲁自诚机智地应付了过去。
　　除了秘密电台，鲁自诚还常常通过公司向解放区运输重要物资。公司下面有一个机械厂，位于重庆城乡结合部的菜园坝，厂里的十来个职工多数是党员，鲁自诚就把这里建成了共产党的物资转运站。当时，国民党的发报机大多数是从美国购买的军用品，全是用草绿色木箱包装。鲁自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花钱买通关系，购买了许多这样的发报机。他再让人把这些草绿色木箱拉到机械厂，在仓库里换上白木箱，以布匹、服装、肥皂等普通货物的名义转运到解放区，解决了解放区发报机稀缺的问题。除了发报机，这里还转运过药品、化工原料等解放区需要的物资。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