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月11日3版）
　　原来忠县也和垫江一样，垫江的地方势力是“刘党”和“科班”，而忠县则是“罗派”“谢派”。“罗派”是以罗广文的父亲罗宇咸为首，“谢派”是以忠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谢锡九为首，双方为了争夺地方势力，互相倾轧仇杀陷害。罗广文去忠县清乡，除主要抓共产党人外，其次就是抓“谢派”中人。被抓去的人，绝大部分遭到严刑吊打逼供，惨不忍睹。其刑法有吊、打、鸭儿凫水、灌水葫芦、搬美人桩、坐老虎凳、背火背篼、打竹签子、电火烧……几乎天天都要枪毙人，制造恐怖，宰杀自由，草菅人命。
　　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只受过一次电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营救的人多。我被抓走后，国大代表谭叔愚就与忠县国大代表罗宇咸写信，请转至罗广文照顾；我的老师何瑞五在罗广文来垫江视察时，请求关照，因他俩曾同时在日本留学，关系较好；县中十几位参议员及我大石乡的乡民代表联名递了证明申请书。
　　二、巧遇老同学黄德忠（在清乡军任营指导员）。他是我1934年在奉节中学读书时的初中同学，由于他是奉节人，又时隔十多年，已回忆不起来了。一次他与我三弟在金鸡场街上喝茶，他有意找我三弟了解一下我的情况，三弟说我曾在奉节读过书，他问我三弟在奉节中学读的哪一班，我三弟答复不上。第二天早上三弟为我送早餐来，谈及此事，我说我是读初中12班。原来黄德忠是读11班，我们教室连教室，算是老同学。三弟转告了他，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心照不宣，其他人也不知道。有一天晚上，高营长提我去审讯，黄德忠当记录员，室内摆满了各种刑具，行刑的凶手坐满了一屋，显得万分恐怖。我感到胆战心惊，心想要遭受一场大灾难。在万分紧急的时刻，黄德忠以建议的口吻向高营长说：“高营长，我对谭正品案有个建议，他们垫江土党土派多，情况复杂，对谭正品各说不一，我们是不是派一个人去垫江调查一下再说？”高沉默不言，隔了一会儿，高就叫我下去考虑一晚上，明天再来坦白交代，如不老实，就要吃苦头。我回牢房后，心情特别紧张，难以入睡。因我亲见越坦白就越挨整，最后性命难保，越想感到问题越严重，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个看守我的士兵轻声跟我说：“我愿意放你逃跑。”我未同意。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黄德忠就来到牢房，把我叫到一边，私下耳语说：“他们昨晚开会研究了一下，明天要派马指导到垫江查你的案。主要查参议长龙守贤、省参议院符治华、县参议员胡东帆，如果他们都帮你说就松了，否则就不好说话了。”一会儿我三弟为我送来早餐，我叫他连夜赶回垫江去找谭叔愚帮忙，把这三个人的言语拿顺，好在这三个人都不是“刘党”的人，与我也有泛泛之交，谭叔愚一定拿得通这个言语。果然，马指导员坐滑竿到了垫江后，调查中，被调查的三个人都为我做了辩护证明，谭叔愚又以我母亲的名义向县参议会递了一份申请书，请参议会出面营救。后来，参议会根据我母亲的申请函，咨县政府向清乡军交涉放人。8月上旬，清乡军撤离忠县，将逮捕的人，除忠县有一位姓李的参议员及我外，其余全部枪杀，在忠县冤杀了300多人，真是骇人听闻。清乡军扬言要把我二人带到大竹清剿指挥部，由罗广文亲自解决。部队越过忠梁交界的狗儿石，抵达梁山的沙家场（现梁平云龙乡）暂时住下来。垫江一些出面营救我的亲友，知清乡即将结束，而我虽未遭杀害，却又未见获释，仍感问题严重，吉凶未卜。于是谭叔愚又倡议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慰劳团，其成员有自卫总队长闵克勤，省参议员符治华，县参议员刘琢之、陈敬亭，国民党副书记肖本初，民社党主任李陶等。打了两面“得胜旗”，挑了烟酒肉等慰劳品，雇了十几乘滑竿，又由保警中队一个中队的士兵护送着，浩浩荡荡直奔沙家场，名为慰劳，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把我营救脱险。团长蒋冠群开了一个欢迎会，设宴招待了慰劳团一行，并口头上同意放人。慰劳团即行回垫，可是清乡军并未履行诺言，风闻仍要押解我到大竹由罗广文解决。我三弟为我买了草鞋，准备到大竹。殊不知清乡军即以诱骗的阴谋诡计，枪杀了徐厚美那一拨土匪30多人。接着就来提我去团部审讯，由蒋冠群亲自主持审讯，我认为是凶多吉少，大祸临头了，但意想不到他将我训斥一番后，就将我释放，并警告我要规矩点，只能在县城住，不要下乡。原来清乡结束后，他们成立了绥靖工作队，队长刘天伦对我进行明监暗管。
　　我获释后，先回老家住了两天，然后进城。城内亲朋好友集资买了很多鞭炮为我冲喜，由双路口一路一直放到南街，还剩了两大箩。对此，绥靖工作队甚表不满。我回城怕再被逮捕，白天就在南街六六茶馆喝茶聊天，消磨岁月。这时，我解放大军挺进西南，势如破竹。国民党的中央军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大街上钞票没人用，交易是以物易物，市场一片混乱。又有人谣传，重庆行辕要派人来逮捕我，说我在垫江搞局部和平。我感到问题严重，不能坐以待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于11月中旬与谭叔愚交换意见后，晚间回乡暂避，免遭毒手。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