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一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绿色行动，向来为世人所称颂。追溯植树的渊源，古人植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早在舜禹时代，就有了“虞官”——最早的林业部部长。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的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叫伯益。西周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林，规定孟春之月、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和“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在春秋时代，管仲就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植树奖励办法。
　　唐朝时候，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树，“以荫行旅”，成为唐代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而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如今已成为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宋朝对种树能人就格外器重，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就颁布《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有失职或申报不实的，则给以严厉惩处。而明清时代，要求植树的规模就更大，范围更广。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号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古人植树今安在，许多帝王圣人的手植树，至今仍枝繁叶茂，福佑后人。黄帝手植柏，树龄约5000年，生长在陕西黄陵桥山轩辕庙，高20余米，胸径11米，苍劲挺拔，冠盖蔽空，叶子四季不衰，层层密密，像个巨大的绿伞。老子手植的银杏树，树龄约2600年，生长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台宗圣宫，树高24米、胸围15米，树心已空，树皮后发新枝，堪称神奇。
　　古代有名的文人墨客，不仅喜欢植树，还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植树诗”。白居易堪称“种树迷”，他做过多处地方官，他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买花树，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劳动其中，陶醉其中。
　　爱树种树的古代诗人有很多，读他们的诗，就能读出片片新绿和参天的姿态。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并写词《水调歌头》：“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唐代诗人杜甫爱桃、竹，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平生憩息地，必种数杆竹。”据史料，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写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植树节到了，惟愿将植树的接力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