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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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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3版: 要闻
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曹禺的交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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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并在南开新剧团有共同的戏剧导师张彭春,但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曹禺大12岁,无缘在南开相识。抗战时期在重庆,他们却因话剧而屡有交往。

为《蜕变》说话
  抗战爆发后,曹禺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罪恶行径,早有“血债要用血来还”之心。在随国立剧校迁往重庆途中,船靠宜昌、万县等沿江码头,曹禺都是手持铜锣率先上岸,为剧校师生演出抗日街头剧鸣锣吆喝,为发动群众奋起抗日竭尽心力,绝不后于人。到剧校开学以后,曹禺与他请来的留学欧美归来的张骏祥、黄佐临、丹尼等教师谈起希腊悲剧,谈起肖伯纳、奥尼尔等等,兴趣盎然,十分钦仰。
  1940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在重庆演出。剧中塑造了一位正直无私、愿为民族战争而献身的视察专员梁公仰。有些评论者就说:民众希望着一个梁专员的出现,然而要具备梁专员这样的优秀条件的好官,却还不曾找到。
  《蜕变》写的是国统区的事,说在国统区里不可能有梁专员这样的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从1937年到1940年,是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岂止一个视察专员梁公仰?自周恩来以下,比梁公仰职位高的官员多的是。何况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官员中,怎么能说全无好的?冯玉祥、于右任、范筑先等都是爱国进步的官员,曹禺敬仰他们誓死抗日的精神。
  在《蜕变》的批评声中,周恩来针对梁专员这个人物曾说过: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公仰这样的官员,力量更强大一些,反映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这是我党影响日愈扩大的结果。

《北京人》是反封建的力作
  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问世后,由于剧本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剧中还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的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
  以上这些评论,进步文艺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才华,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剧场上演。这部曹禺的新作,由青年演员耿震、沈扬、赵韫如等挑大梁任主演,他们也十分卖力。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批评《北京人》剧本之声不断,一方面看《北京人》演出的观众很踊跃。
  周恩来不惧抗建堂200多级石阶高坡,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北京人》的演出。他看到了《北京人》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的讨论后,让他们在1942年2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一文。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这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家,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己人”而护短,劝告他们“收起他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不仅在进步文化人中,就是广大群众当中也有权威性影响。
  《关于〈北京人〉》一文在重庆发表后,拂去了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看《北京人》的观众越来越多。周恩来对《北京人》的关注,深深打动了编剧曹禺和导演张骏祥。他们两人本有去上海发展小剧场话剧艺术的打算。这个小剧场像莫斯科小剧院那样,剧校学生把名字都替他们取好了,称之为黄(佐临)万(家宝)张(骏祥)小剧院。看到重庆有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他俩改变了主意,坚定地留在重庆抗战剧坛。(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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