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

延安干部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种错误没来得及进行思想认识上的彻底清理。因而，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党内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他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认识不够。
　　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明确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这说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此外，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一些人身上仍然存在。
　　全民族抗战爆发时，全国党员约4万人，偌大的华北地区，尽管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只有5000余名党员。随着大片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和党员数量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随后，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到1939年，仅冀中全区党员就发展到9万多人，全国党员发展到50万人。到1940年7月，全国党员更是发展到80万人。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大都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身上还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如何整顿党的作风，把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大环境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内教育。在1938年9月至1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不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需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他号召各级干部发挥“挤”与“钻”的精神，想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把理论问题搞懂。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
　　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并每月开会讨论两次。该指示还决定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进行奖励。
　　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表示强烈不满。
　　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进行彻底的改造。

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十分重要。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共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一时唬倒不少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根本行不通。因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比较松散的、遇事协商谈判式的，并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也是国民政府之下的特区，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政治上的引导而非组织上的掌握。
　　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已经明确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提出了批评，加之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到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完全巩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虽然风光不再，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仍然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王明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说会写，发表的一些文章颇有理论色彩，在延安的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这样的人。（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