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月2日3版）
　　出发前，刘伯承要求先遣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德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地区。没有他和聂荣臻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到达冕宁县大桥镇，经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联系上当地的罗洪、沽基等族，了解到彝民与国民党的矛盾。刘伯承决定团结和争取彝民武装随军行动，并致电军委“此地带夷民工作十分重，望以大力进行”。
　　次日，先遣队由大桥镇出发去彝海。途中遭遇倮伍、沽基族武装的包围和罗洪族武装的尾截、侧击。先遣队收缩队伍布置阵地，分头喊话、宣传交涉，历时五个小时。在宣传多时无效的情况下，先遣队果断击溃罗洪族的奴隶主武装，随后继续对彝民武装进行宣传和争取。红军与国民党军截然不同的表现和友好的行为，争取到了沽基族首领小叶丹的支持和倮伍族的中立。
　　刘伯承亲切、真挚、坦诚的交谈，也赢得了小叶丹的信任。按照彝族习俗，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歃血为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奠定了良好基础。

拥护党中央北上决策，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会面。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
　　两军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大增强。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为长征指明了方向，但是张国焘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却为革命的前途蒙上阴霾。为了加强会师之后两军的团结、共同北上，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北上，刘伯承、朱德与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一开始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无法通过，拖延北上，后又置党中央命令于不顾，公然南下，分裂党和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公开批评党中央和北上决策，鼓吹南下。在张国焘蛊惑之下，红四方面军部分人受蒙蔽而围攻朱德、刘伯承，逼其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党中央的北上决策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党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刘伯承大义凛然地表态：我是同意北上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是正确、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最后还是要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态度鲜明地反对，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刘伯承向张国焘严正指出：“分裂是错误的，不得人心！”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借故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之职，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刘伯承利用校长之职，向红四方面军干部宣传北上抗日主张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开创了新局面与红四方面军南下接连遭遇重大挫折损失的事实作对比，耐心说服教育，使许多干部逐渐醒悟过来，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赢得支持。
　　刘伯承十分注重红军内部的团结。在即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际，刘伯承抓住一切机会教育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不要犯之前与红一方面军不团结的毛病，要与红二、红六军团共同北上。他提议每位同志向红二、红六军团的人赠送一件纪念品，如亲手织的毛衣、毛裤、毛袜等。刘伯承亲自带头，将织好的纪念品送给红二、红六军团战士，加强了红军的内部团结。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根据中央指示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出重要贡献。（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