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照明：党的“七大”代表。1947年12月，任川东临委上川东地委所属的第一工委书记，负责领导大竹、达县、梁山、垫江等地工作。
　　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底这段时间，我担任川东临委上川东地委所属的第一工委书记的职务，直接管过这个地区的工作。当时的组织系统是：川东临委领导上川东地委，上川东地委领导第一工委，第一工委领导大竹、达县、梁山、垫江4个县的党组织和两个农村武装斗争地区（即达县、梁山之间的虎南区和大竹县的山后区）的党组织工作。第一工委成员共3人，即我、王敏和陈以文。1948年3月底以前，我和王敏在虎南区直接领导该地区的武装斗争，陈以文（以工委委员职务）在山后区负责。2、3月份，我们受到敌军围剿，被迫撤离，我去往重庆并以重庆为活动中心，主管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工作。王敏在大竹、达县一带活动（后转移去营山时，被捕入狱）。陈以文转移到垫江一带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陈以文被捕以前，垫江地区的政治环境与党组织的情况，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1948年3月底，陈以文从山后区带去一批干部，在垫江地区工作，以后一段时间，当地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有相当的发展。1948年5、6月，我曾在蓝蒂裕家与陈碰面研究工作。11月我在长寿城关王政辉（重庆第十兵工厂的青年工人、党员）家又与陈会面研究工作。据陈以文的汇报，这段时间他们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在县城与乡场、农村发展了一些党员（具体的地点和人名我现在记不住了）。由于陈的革命警惕性不高（也和我对他的提醒、帮助不够有关），在革命高潮时期过于放手大意，因而发展了一个伪装革命的垫江县保安队长（可能是中队长之类）邓乐群入党，邓在和陈约定的第二次再见面时，按预谋逮捕了陈，后将陈押送到重庆磁器口渣滓洞集中营关押。同时，蓝蒂裕等同志亦被捕。陈、蓝被捕后，垫江县党组织受损失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记不确切了，总的印象是被捕的人不多。随后，我派钟鼎铭去整顿恢复工作。1949年5月初，我受上级党组织的调动，去往解放区，川东农村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包括垫江）便移交给卢光特负责。
　　陈以文在垫江的工作，是以第一工委委员的党内职务进行的，上面由我领导（我起初是第一工委书记，以后是川东特委副书记）。陈以下建立过一些什么组织与机构，当时是向我汇报过的，因我未直接和下面的同志接头，加之现在时间久了，有些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垫江城有党员及组织，垫江中学有党的组织（负责人是王寒生），蓝蒂裕同志的家乡（地名我记不清了）及大坪寨地区有党的组织，垫江、忠县、梁山边界地区有党的组织（可能叫忠梁垫工委），其他的我就记不起来了。这些党组织都由陈以文领导，我并不直接和他们联系。
　　当时我们没有特殊的规定，发展党员的手续，一般是以“七大”党章和抗战时期的办法处理。新党员入党一般应有一个党员作介绍人，本人要写入党申请书（自传）和举行入党仪式（介绍人、新党员和党代表亦监誓人3个人），文化程度低的，可以不写自传。在紧急情况下（如城市白色恐怖、特务抓人或农村敌军清乡围剿等），也有来不及举行入党仪式就承认其新党员党籍的。按党章规定，应个别吸收，不能集体入党，但个别考察好了，集中几个人一起举行入党仪式的事也有过。对象一般是有觉悟的贫苦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下级职员。政治条件是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赞成共产主义。工委委员（陈以文、王敏等）有批准新党员的职权（是由上级同意的），陈以文领导下的党员骨干干部，经过陈授权，也可以批准。
　　根据1947年秋，王璞（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传达钱瑛（原南方局组织部长，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的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的工作路线与主要任务是以农村工作为主，在条件成熟时，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城市党组织，主要是为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服务，像提供情报、经费、物资和培养、输送干部。我们实际也是这样去做的。上级向我们提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场，建立川东游击根据地和配合大巴山北麓的解放军入川。农村工作的方针办法是：先在农村秘密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外围组织（如秘密的农民协会、农民翻身会或农村其他习惯性的组织等）。并物色农村中觉悟高的青年干部，建立游击队的武装，在条件成熟时就发动武装起义活动。当时没有什么成文的书面文件，但1947年王璞传达上级指示时，曾写过提纲，1948年11月我从上海回重庆后，写过一份川东党的工作任务的提纲。直到1948年12月，我去香港与钱瑛见面后，才有改变，即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为主要任务。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