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月12日3版）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强有力领导下，通过深入的多层次群众工作，很快初步扭转了抗战初期国统区党组织“脱离群众”的状态。不仅使南方局站稳脚跟，国统区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更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群众基础。

“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在当年的国统区，南方局群众工作的范畴“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包括各抗日中间党派、民族资本、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面对各阶层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与诉求各异的复杂状况，要开展好如此广泛意义上的群众工作，无疑对党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策略都是一种考验。
　　为开拓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以政治家的智慧和革命家的胆识，结合国统区实际提出了“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新观点，指示南方局必须将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的胸怀，“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划—个最大的圈子”，在坚持抗战民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可以说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上进行了深化。
　　1940年前后，国际形势云谲波诡，对抗战前途持怀疑的消极情绪弥漫国统区。为扭转人们的消极情绪，增强民众抗战必胜之信心，周恩来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第二期抗战的重心》、《抗战两年》、《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等文章，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判断形势，分析敌我力量消长，阐述战争发展规律，展示中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之决心。他还应中华职业学校之邀，在巴蜀学校作《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演讲，在三个小时演讲中，以“高亢的声音”、“坦白诚挚的态度”系统阐明抗战面临的困难、有利的条件，以及必胜的道理，使到会的几千听众群情振奋，郁积于心的“阴霾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周恩来更以他在国共两党间担任重要职务的特殊身份，身体力行地开展不同阶层群众的工作。为争取中间力量，他在指导南方局制定“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场合接触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广泛交流，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其间，他多次登门拜访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和民主派人士，与他们共商国是、同叙友情，赞扬他们“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他亲自做张治中、张冲等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且在长期交往中“由公谊而增友谊”，从未因两党关系一时恶化而疏远彼此，进而帮助他们成为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推动者；他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在品茶谈笑间纵论天下，遇事相互扶持、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创建；他与古耕虞、康心远、范旭东、胡子昂等商界巨子保持多渠道联系，在经常交往中加深了解，向他们阐明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鼓励他们为抗战而生产，帮助他们化解劳资矛盾，支持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斗争；他亲自或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支持他们在坚持抗战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不断进步，最终走向人民阵线。“与周郎交，若饮醇醪”，这是人们与周恩来交往后发自内心的赞叹。
　　当年，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中间力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实现了党的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完美结合，堪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典范。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海纳百川、团结多数”的广阔胸怀，“礼披于外、力蕴于内”的人格魅力，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细致的工作影响人、引导人，成为各阶层群众的知音、良友，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进而在抗战后期使中国政治力量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