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七”事变掀起全面抗战以来，南洋侨胞在陈嘉庚的带领下踊跃捐款，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动南洋800万侨胞精诚团结，出钱、出人、出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3年期间，南洋爱国华侨通过银行捐资抗日的侨汇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南洋侨胞虽身在海外，却无时无刻不对祖国抗战和亲人安危牵肠挂念。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抗战实况，帮助海外华侨了解抗战局势，陈嘉庚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计划于1940年春季回国进行3个月的慰劳视察活动。该通告一经登报，迅速得到南洋各地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争相踊跃报名。

“子女归宁，会晤父母兄弟”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自然是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的第一站。1940年2月底，慰劳团募集团员50人，除菲律宾、香港、安南、缅甸等处华侨代表就地启程外，其余30多人到新加坡集合，选举潘国渠为团长，于3月6日搭“丰庆”轮赴缅甸仰光，乘火车至腊戍，转滇缅公路经昆明回重庆。作为发起人的陈嘉庚则携秘书李铁民15日动身，在仰光稍事逗留，和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汇合后，提前乘飞机直达重庆。当陈嘉庚带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的消息传来后，重庆各界欢呼雀跃，翘首以盼。国民政府非常重视，特意拨出8万元专款，并由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政治部、宣传部、海外部、侨委会等近30个党政部门，组成一个庞大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委员会负责招待。
　　1940年3月26日下午4点，陈嘉庚（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南侨总会副主席）、王振相（慰问团团员、霹雳侨胞领袖）、陈清虎（槟榔屿侨胞领袖）及陈嘉庚秘书李铁民一行5人乘“康定”号飞机顺利抵达重庆，降落在嘉陵江珊瑚坝机场。陈嘉庚等人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考察，大大振奋了国人士气。蒋介石的代表应易安、吴铁城、萧吉珊、陈树人、许世英、张嘉璈、邵力子及各院、部、会、国民党中央各处、重庆市政机关、民众团体等200余单位，500余位代表，上千民众前往机场欢迎。妇女慰劳总会代表马沈惠、陈逸云向陈嘉庚等献花，厦门大学暨集美学校旅渝校友会代表向其献旗致敬，上绣：“惠溥宗邦”，表达了祖国人民对南洋侨胞输财助战的崇高敬意。从机场到开会的地方要走300多级石阶，陈嘉庚拒绝乘轿，坚持步行，并不时与道路两边自行前来迎接的群众挥手致意。
　　在重庆各界人士举行的欢迎茶话会上，陈嘉庚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他坦言：离开祖国已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有一颗心，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随时随地惦念着祖国……这次回国是对牺牲、辛苦的抗战将士表示敬意，同时附带考察祖国在军事、政治、建设、教育诸方面的进步情形。最后他将自己回国比作“子女归宁，会晤父母兄弟，要在精诚相通，互道款切”，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共为抗战建国尽最大之努力”。
　　作为海外赤子，陈嘉庚以近70岁的高龄航行万里，初踏国门，就向国人表达自己的一片忠诚，其爱国之热忱与抗战必胜之信心，溢于言表，博得全场掌声不绝。

“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
　　陈嘉庚在启程回国前，就对这次视察慰问之行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减轻战时国家负担，避免接待浪费，他要求慰劳团成员回国自备生活用品和费用，包括帆布床、蚊帐、大衣、手电筒等以及新加坡币1200元。他还特别叮嘱团员：“回国后，切实做事，不夸张，不虚饰，务以诚敬谦恭对人，简单朴素律己，以不负海外千余万华侨之使命为最高之原则。”
　　陈嘉庚一下飞机，就向重庆各界言明此来是为工作，而不是游览应酬，愿彼此极力节省无谓宴会，如开会、筵宴，最好联合一次就够了，并恳请首都各界照这个要求行事。当他听说国民政府已拨款8万元专司接待，并安排市内有名的旅馆最好的房间给慰劳团住宿，对此深感不安。他认为国家正处危难时期，经济拮据，如此安排过于大肆铺张，势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于是，第二天的重庆各大报纸上就刊登了这样一则启示：
　　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然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
　　此外，陈嘉庚还多次发表个人“郑重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保惜精神，节省糜费”。陈嘉庚谢绝了政府安排的慰劳团住所，直接借用自己所住的嘉陵招待所两间空房，还借来桌椅、碗筷。除了汽车接送外，一切自费自理。（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