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1月23日3版）
　　突破——开展“半独立外交”，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中共不是执政党，难于用直接和全面的外交方式来实行自己提出的外交政策。但中共作为中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和承认。随着对外联络对象的不断扩大，中共南方局的对外交往也从民间扩大到官方，并以美、英为重点对象，逐步打开了外交局面，开始了“半独立外交”。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反法西斯阵营最主要的力量。周恩来很重视争取美国对中共的了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在重庆，周恩来代表中共先后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柯里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艰苦抗战的情况。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联系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提供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着重阐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到报告后，立即要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了同美国建立直接联系，1942年到1943年，周恩来曾多次邀请美国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1944年7、8月，美军观察组一行17人在包瑞德的率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和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不仅直接了解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更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共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周恩来对此高度评价：“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尽管“这种外交还是半独立外交”。
　　英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国，其对国民党政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恩来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作用非常重视。他积极地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交往，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和热情使卡尔佩服不已，卡尔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抗日成绩也有了更深地了解。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到卡尔的寓所，向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内幕，卡尔马上将这一情况向英国政府汇报。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942年初，卡尔离华赴苏，周恩来不仅参加了卡尔的离任告别宴会，还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对卡尔表示惜别并致友好的临别赠言，称其为“中国的好朋友”。薛穆接任大使后，周恩来又多次前往，并就许多问题与之交谈，使他对中共的抗日立场和主张也有了较多了解，并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1945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薛穆还与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会面，并进行了畅谈。
　　此外，周恩来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就国共关系、抗战、苏援等问题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进行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周恩来多次向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人积极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关系情况，表明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希望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共的“半独立外交”开创了新的里程碑。1945年4月至6月，另一名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表明中共已步入国际社会。

涅槃——在展示共产党人外交魅力之中塑造中共国际新形象
　　抗战以前，国民党把中共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实行共产共妻，只知道烧、杀、抢；抗战后，又四处散播共产党搞割据、游而不击等谣言。然而，中共南方局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广泛开展外事工作过程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外交才能，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比较信任国民党，而对共产党有较多思想顾虑，如对中共的民族工商政策、土地政策、民主问题等。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陈嘉庚访问了延安。通过延安之行，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不寻常的飞跃，转而同情中共，并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回南洋后，不放过一切机会，大加赞扬中共救国救民、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捍卫真理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上下团结、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中共领袖如何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他对儿子陈国庆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