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不断根据这种变化调整对外政策。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周恩来带领中共南方局准确判断和把握局势，对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对同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时期政治态度加以区别，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捍卫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制定、调整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为实现中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作用搭建了国际政治舞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对外工作方针。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国民党政府“封锁得铁桶似的”，敌后抗战情形外界很难获悉。为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便利条件，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搭建与国际社会联系、交往的桥梁，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援助，开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新局面，在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中共也由此走向世界。

起伏——中共南方局外交实践所反映的中共外交战略之演进
　　抗战之初，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在国内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的同时，他也是中共中央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中共中央确定抗日外交方针和“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际援助，实现对日制裁”的原则下，周恩来于1939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内部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主要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并规定其主要任务为宣传、交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美、英等国对华政策，以及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扩大国际统一战线。而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关注中共的政策主张，双方开启了由封闭对抗走向沟通合作之路。
　　1940年前后，美、英两国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自己的安宁，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了中共对其的信任，中共中央一度不再强调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周恩来也认为“英法反动政府为世界反和平的先锋”，“美国表面上虽然中立，但实际上是支持英法帝国主义的”，他们是“企图从牺牲和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从分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引导中国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出路”，“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美、英本质上是“与德、意、日互相争夺世界霸权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此形势下，中共南方局警惕地、敏感地注视着美、英等国一切可能危害中国的对日妥协倾向以及会导致中国国内妥协投降的倾向，抨击他们绥靖日本的做法。但这种批评和抨击是为了促使其坚持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一旦他们援华制日的态度趋于明朗，立即表示欢迎。
　　1941年下半年，苏德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共也重新确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争的壁垒最后分明了”，是“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更应联成一体，休戚相关”。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这使中共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自此以后，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中共南方局努力争取与美、英建立对日合作，争取美、英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建国的主张及中共军队的抗日实力，使之重视中共抗日力量，从而影响美、英政府的对华政策，通过他们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以便共同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强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希望并欢迎有外来援助，但他始终主张抗战要具有民族立场，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他认为：“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他还多次批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的错误，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中国的抗战胜利，“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我们绝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观点对于中共南方局开展对外交往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