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1917－）陕西临潼人。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春到重庆，任董必武的政治秘书，同时用新华社记者名义参加社会活动，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会员，曾当选陪都各报记者联谊会常务理事。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华日报》首席记者、采访部代主任。1946年初，以《新华日报》、新华社特派员名义，采访军调部活动。同年5月3日随周恩来到南京，任《新华日报》、《香港商报》、新华社驻南京特派员。1949年任新政协筹备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事部门工作，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赞、常驻代办、驻外大使等职。
　　在南方局老同志中，鲁明同志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起话来嗓门特别大，和蔼可亲，今年已经93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董必武同志的政治秘书、《新华日报》首席记者。
　　鲁明一见到我们就说：“我一回到重庆就特别高兴，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这儿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请他谈谈当年在董老身边当秘书的往事，他的记忆力真好，很快就娓娓地谈起来。

到西安招生委员会
　　1937年11月，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因西安是进入延安的大门，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前往我党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来投考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和训练班的人很多，而且每天还有数十人来打探消息，从天亮一直缠到深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接待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如果抗大训练班继续招生，请派得力干部来支持。”1938年3月，毛泽东指示: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同年4月，党中央采纳了西安办事处的建议，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招生委员会”。从抗大派出了柏克、鲁明，从陕北公学派来了张涛，从安吴堡青训班也派来了人，一起协助西安办事处共同办理招生事项，并由胡乔木、冯文彬等人专门指导招生工作。
　　有了鲁明这些得力干部的支援，招生工作如鱼得水、如火如荼。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也亲自到西安招生，很快招了200多人去延安学习。随着形势的需要，去延安的进步青年越来越多，党中央在延安又为不断进入的青年陆续设立了20多所学校。朱总司令在西安办事处亲切会见前往延安的青年时，勉励他们“学好本领，上前方来”。
　　距西安90华里的安吴堡青训班，每周都要开“迎接新学员，欢送毕业生”晚会。“再见吧，相会在前线”的歌声天天都在校园里回荡。

做董老秘书兼大记者
　　1939年4月，应党的工作需要，鲁明被派到重庆去做同样的工作。说到这儿，他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一件他不久前才知道的事情：即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李坤大姐在查阅党史资料时，竟查到中央发给重庆关于鲁明到重庆工作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凯(丰)：
　　特派鲁明、朱峰即日从西安动身去重庆，主持招生事宜，请予指导。
　　毛泽东王稼祥罗瑞卿
　　鲁明说：“当时同志们与我开玩笑，说这封电报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把鲁明的身价都提高了”“这事我过去不知道，最近才从李坤处得知的。”
　　鲁明到重庆后，由于国民党不发护照，便回不了西安，就留在了重庆。鲁明说：“当时我是青委委员，为在外面活动方便，我的身份是董老秘书。就这样，我就当上了董必武同志的政治秘书。”
　　那时，国民党每年都要召开两次参政会，共产党在参政会里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博古、王明、吴玉章、林伯渠共7人，许多领导平时都不能参加，参会的大多是董必武同志。
　　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想办法离开《新华日报》，但鲁明必须留在重庆，随时向党中央汇报重庆方面的情况。当时南方局领导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总编都走了，每次开参政会议还必须派记者参加。因特定时期的工作需要，鲁明就到《新华日报》当了首席记者。当记者的目的，就是代替董老一年开两次参政会。从此，鲁明被大家信服地称之为“鲁大记者”。

鲁明与许涤新
　　鲁明到重庆后，在机房街50号因办理公务手续先后见到了董老、凯丰、曹瑛、廖似光、钱之光、周怡等同志。
　　鲁明称，《新华日报》第一个和他打交道的人，就是许涤新同志。回忆中，鲁明称许涤新是一位纯朴忠厚的长者，同时又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平等待人的老师。那时董老要鲁明找许涤新商量解决如何处理好一批由广东经湘、桂流离来渝的青年去延安的问题。
　　鲁明来到西三街一幢十分窄小昏暗的编辑部，初见许涤新时，他头发竖起，两眼充血，十分疲乏的样子。为不干扰别人，许提议到外面去谈。于是他们拾级而上到附近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的茶馆交谈起来。最后商定，由鲁明以中共代表董必武参政员的名义，去找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之一的江文汉和青年会伤兵之友社的负责人辛志超，帮助安置这批青年。这就既为这批远道流离的爱国进步青年解决了职业、生活问题，又可取得青年会的合法庇护和依靠。（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