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周恩来为《新民报》书写的题词
　　在重庆八年的抗战艰苦岁月中，周恩来的足迹遍及大街小巷，歌乐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多次到歌乐山，呆得最久的一次是1942年6月27日因病住进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至7月13日出院，长达半月。这期间，他身在医院，仍时时心系工作。
　　1942年入夏以来，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身体日渐消瘦，膀胱炎和小肠疝气炎症发作，必须住院治疗。6月27日，他住进当时陪都设备最好的国立中央医院（抗战爆发后，直属国民政府卫生署的中央医院内迁到了重庆歌乐山龙洞湾22号）。周恩来住院后，南方局工作由董必武主持。中共中央对周恩来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十分关注，7月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发来电报:恩来须静养治疗，不痊愈不应出院，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董老给以注意。周恩来住进医院，仍心系工作。手术后第二天，他就在病房听取董必武和徐冰的工作汇报。正在住院的重庆《新民报》社长陈铭枢和夫人邓季惺到病房看望拜访时，周恩来关心询问了《新民报》的情况，和二人谈到“皖南事变”后的局势，陈铭枢夫妇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能否维系下去表示怀疑。对此，周恩来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使二人增强了对全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径也有了透彻了解。病房的交谈，促使《新民报》的进步倾向越来越明显，并与《新华日报》建立起密切联系。
　　实际上，周恩来在医院期间，工作一直未曾放下，时时处处留心。一天，董必武来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将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给周恩来和钱之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的电报转交周恩来。电报的内容大意为: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本来缺医少药、设备简陋的延安中央医院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疟疾等疾病流行，急需伤寒、副伤寒甲、乙菌种等药物。新筹建的药理实验室以及各科都缺少现代医学文献材料，急需南方局在重庆设法给予解决。
　　周恩来对延安缺医少药的情况很了解，曾多次设法送去不少药品和医疗器械，还送去了宋庆龄和外国友人捐赠的一辆医疗汽车和小型X光机。这时，周恩来虽刚动完手术，仍急延安之所急。那时，陪都大后方医疗机构集中，国民政府国家卫生署就在新桥，全国中华医学会、国立中央医院、中央卫生署实验医院、上海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都内迁到了歌乐山。周恩来利用自己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的有利条件，通过这些医疗机构的地下党组织，找到贵阳医学院地下党员丁瓒、何战白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宁汉戈教授，不仅秘密弄到了3管珍贵的伤寒、副伤寒甲、乙菌种，还弄到了留学英国的医学专家张昌绍教授带回来的磺胺类抗生素、中华医学会新出版的双月期刊和齐鲁大学医学期刊等延安难得一见的现代医学文献资料。
　　周恩来手术顺利，但其父亲周贻能因病于7月10日去世，同志们怕影响他的病情，对他隐瞒了此事。周恩来得知后，于7月13日出院。悲痛中料理父亲后事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中央通知要回延安开会。出发前，他将两麻袋医学文献、医学资料带上卡车。同时，对极为珍贵的3管伤寒、副伤寒甲、乙菌种考虑得尤为细致周全——为确保安全稳妥，将3管菌种缝在了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带回延安，交到延安中央医院傅连暲院长手中。还为延安医院输送了丁瓒、宁汉戈等知名医学专家。
　　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和感人的事迹，其旧址成为又一红色纪念地。（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