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是最古老也是最鲜活的文化历史传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合川三江汇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传承和发展了双槐善书、钓鱼山传说、涞滩传说、三江号子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40余项余项。。
今起，本报将陆续推出“合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展现带有“合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学习、了解、走进“合川非遗 。”
具有260余年历史的双槐善书是重庆市合川区一种较为独特的说唱文学，在2008年入选第一批合川区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后，又于2010年入选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合川区首批重庆市重点保护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双槐善书主要分布在今合川区双槐镇内，是因地得名的民间文学。有着悠久历史的善书俗称劝世文，劝书文或劝善文，因其以单人说唱众人帮腔的表演形式劝人向善而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总体说来，双槐善书以年节、人生礼仪、庙会为演唱最佳时段，并于寺庙等宗教场所以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将上下句式结构一致、平仄多变、一韵到底或自然转韵的劝诫文说唱出来，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善书自民国初年便开始走出纯粹的信仰领域，进入田间地边、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等公共场合，从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常演不衰的地方说唱艺术。
双槐镇地处重庆市合川区东北角，与四川省华莹市接壤，距主城区70公里。以黄华清为主的双槐善书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均居住在距离镇中心仅有4公里的宏新村四社。
双槐善书有着十分久远的发生发展史。据合川南津街南屏汉墓群出土的石质“说书俑”(国家级文物)可知，远在汉代说唱艺术就已萌芽。而《晋书华廙传》记载：“华廙，字长骏，高唐人……与荀勖、何遵等有隙……遂在家闲居十余年，种菜养猪，含饴弄孙，撰成《善文》”，由此可见在晋代即以出现“善书”的蓝本。唐代则出现韵散结合、说唱并茂的“骈文”和寺院的“俗讲”，而后发展成为一种叫做“宝卷”的说唱艺术。宋元以后，说唱文学的种类日益扩大，宋代普明和尚所作的《香山宝卷》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之后日益流行。明代永乐年间，便有“钦颂善书”印行天下。清代时，善书由案头文学发展成讲唱文学，且产生了善书曲艺。明清时《宝卷》流行于各省，后北衰南盛，除流行于重庆、四川外，在湖北武汉、河南开封、湖南津市等地也有从事这种宣讲活动的艺人，说唱品种在200种以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南方的善书渐趋消亡，唯有湖北汉川、重庆双槐等地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
据调查，传承至今的双槐善书与开启于明初的“宣讲圣谕”密切相关。《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十分推崇“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由此提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道德标准，而这一在普通百姓中广为宣扬并贯穿整个明朝的教化之语在后世便被称为“圣谕六言”或“教民六条”。清承明制，因而也将这种以官方主导的“宣教”方式延传下来。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颁发“六谕文”，十六年(1659年)议准设立乡约，公举六十岁以上德业素著的生员(秀才) ，或素有德望的六、七十岁之平民统摄，每逢朔望，申明六谕，旌表善恶。康熙九年(1671年)又颁发“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年)颁发《圣谕广训》。雍正七年(1729年)奏准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
清朝流治阶级除命令帝国各地都要于每月初一、十五宣读《圣谕广训》外，还要求清朝士子凡求取科甲功名者，需熟读该书，无论县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的内容，非但不可有错，亦不得误写或添改。讲“圣谕”的人要经地方官考试，合格后，发给龙票(即现在的演出证)才有资格讲“圣谕”。随着时代的发展，讲“圣谕”不再严格要求需在“讲约”之所，因此在街道屋檐下、寺庙里也可宣讲，其内容也有所发挥，即将每条“圣谕”编成讲述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的故事。直至光绪年间，“宣讲圣谕”才被“孝敬父母、和睦乡里、设义学、设义渡、施荼水、恤孤贫”等“十全大善”所代替，并以提倡正直善良、勤劳俭朴，反对奸盗邪恶、伤天害理为主的说唱内容，自此为世人称为“宣讲善书”“说善书”，后简称为“善书”。进人民国后，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各种宣传“德先生”“赛先生”的文本也开始进入善书的说唱之列。
善书之所以能在双槐生根、开花、结果，是由于双槐地处华莹山下的渠江岸边，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加之双槐周围还有闻名的宗教圣地，华莹山宝顶上有光明寺，渠江对面是涞滩二佛寺，以及周边的大小寺庙不计其数，其香火十分鼎盛。正是这样的地理与环境孕育了善书。清代至民国，当地物产丰盛，生活日趋安定，老百姓对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道光年间，官家宣讲的“圣谕”逐渐被民间所宣讲的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邻里等内容所取代。最初双槐善书只在春节、端阳节、中秋节以及庙会时说唱，后来逐渐成为人们经常性的日常活动，并可在田头地边、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以及寺庙内外宣讲，深受乡民的欢迎。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要求全民听讲“圣谕”的情况便不再严格，而因四川评书的兴盛，听“圣谕”的也就越来越少，但为了完成政府交代的任务，以演唱“圣谕”为生的艺人(知识分子)逐渐借助评书的演唱技巧将“圣谕”加以改编，由此形成诸如《戒赌歌》《谣恶报》《讲良心》等劝世文本。由是观之，乾隆朝(1746年~1792年)才是善书说唱艺术的真正形成期，而这距今也已260余年。然而，自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说唱善书的艺人构成逐渐由政府筛选走向平民，且以生活能力较为低下的瞽者承担。这些说唱艺人肩背布裕链，前胸挂一块写有“善书”或画有“韦驮"的木牌，后背则是写有“劝善”二字的木牌或“韦驮"纸扎像，他们常常由人牵引着在乡间边走边唱，其内容除了已有的“劝世文”，还有自编的戏文唱词等。对于听客路人，愿者赏钱，不感者自当看戏。新中国建立后，大部分盲人被收入社会福利院，少数盲人另觅生路，而善书的说唱活动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除此之外，旧时，还有一些以出售内容为劝人为善和因果报应的读物为生的人，他们双手捧香箩，箩内竖一木牌，其一面书以“善书”，一面写有“劝善”，箩内还燃点两炷香，并以说唱的方式出售读物。逢场日在街道或寺庙院坝的地面上铺上一块布，将各种善本摆在布上，卖善书者站在板凳上，先唱一段《十八扯》)(江湖话：造棚)以吸引观众。善书通常是一人主讲，说唱结合，有时还要做即兴表演。艺人在说唱时要求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脸生采、目生光”的效果。
总体来说，善书是一种单人说唱、众人帮腔的民间艺术。由于善书是一种叙述体民间文学，不像戏剧那样要求化装，其形式简单，易于继承，故善书很快被人接受，并发展演变成为现在的说唱艺术。善书初为一人宣讲，后发展为三人或多人进行的表演活动。其表演程式主要有“说”“唱”“帮腔”等项，内容多高台教化和劝善祈福的色彩。语言通俗易懂，节奏明快，有问有答，有说有唱。故而有人以“正派、雅致、细腻、动听、感人”来概括它的艺术特色。
双槐善书的唱词多为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或单独排列，或相互掺杂，平仄灵活，但上下句式结构一致，不随意添加，一韵到底或自然转韵。起初，善书由一人手拿醒木和折扇或手帕，没有乐器伴奏，是一种徒歌。现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与发展，双槐善书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人了用以伴奏的马锣、大锣、小锣、快板、连箫、包锣、小鼓、金钱板等民间吹打乐器。唱腔曲调也逐渐多样化，节奏也变得愈发自由。唱腔可分为“山歌腔”“民歌腔”“哀思腔”“佛歌腔”“车灯腔"等10余种，分别表现喜怒哀乐等情态。而在260余年的发展中，它早已打破原有的格局，表演场地也已不受限制，随便在哪都可以搭台演出，但目前还是多于庙前、街头、院坝、路口等具体场所以及寿诞、嫁娶、丧葬等仪式活动中进行。
善书兼融儒、佛、道三教思想及民间信仰，劝导人们行善止恶，是一种道德教化的民间文学。善书的曲词可分为“说词”“宣词”“答词”3种。“说词”是善书表演的主干，是劝世文的文本内容。“宣词”是善书表演的念白，主要是对“说词”的进一步解说。而最富特色的则是“答词”，它在善书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答词的演员既是“包袱”的制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一句话一个动作，往往逗得听众哄堂大笑。从曲目的内容上看，双槐善书可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以汉族神话传说为蓝本创作的韵文体“劝世传说歌”；二是以民间生活故事为材料创作的韵文体“劝世生活歌”。如若以表演场合为分类标准，双槐善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别：一是庙会神事歌，此类说唱多以赞颂神佛和劝人拜神向佛为主要内容；二是人生礼俗歌，这类说唱多用于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其内容或喜或悲，但重在劝人行孝、守节知礼；三是广场娱乐歌，这种说唱的内容不拘一格，大多具有一定的戏谑成分，而其主旨重在令人放松、快乐生活。
由于善书及相关的慈善活动与中国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陆续有学者从事善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善书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包括命运观、戒杀放生、报应观、财富观、地狱观、文昌信仰与敬惜字纸习俗等。清末善书从以往强调行善得科名、得康寿，转而标榜为善得富，这说明清末善书在谋利致富观念方面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善人如何在传统中国财富极端悬殊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善书表达对时代及社会的关切，殚精竭虑地从自身做起，力行劝善、化民成俗，追求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本身的和谐与发展。善书作为庶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善书彰善瘅恶，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活。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对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对发扬我国优秀历史传统都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受外来文化冲击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加之一些有造诣的老艺人相继辞世，年轻人能独树一帜的已十分稀少，一些优秀的传统曲目濒临传。现今从事双槐善书表演活动的主要是以黄华清为代表的黄氏家族，已传承五代。
据不完全统计，随黄华清及其子侄学习善书表演的已达二百余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以双槐为核心的合川区域内，甚至远到四川华莹、重庆主城等地。这些前来学习的人员大部分都是慕名而来，属于自愿型习得者。对此，黄华清表示，善书需要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而越多人的参与和传承，不仅能让善书得到更好的发展，提升它的文化品位，更能让它走出重庆，进入全国，奔向世界。因此，他对家传技艺的外传并不担忧，反倒表示欣喜和乐观。目前，仍在黄华清等人身边学习善书说唱的还有二十多位来自合川各地的普通人，其中年纪较大者为1933年出生的唐词亮，而年龄最小者则是1988年出生的李军有。除此之外，他们还为双槐镇及其下辖行政村宣传队培养基层宣传员。
在黄华清看来，双槐善书的传承在继续保持其传统调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延续其劝人向善的核心内涵，不过任何一种民间艺术都需要与时代接轨，因此作为善书艺术的传承人，不仅能演出传统曲目，还能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的作品，如此才能维系善书的持久生命力。另外，黄氏父子在不断观摩其他民间艺术或专业歌舞的同时，也将这些艺术形式中适宜善书展示的成分加以融合，尤其是对连箫、金钱板、快板、狮舞等颇具巴渝特色的民间艺术的合理移植，从而将原本一人说唱众人帮腔的传统模式改造成集歌舞、说唱、模仿等于一身的新形式。如今的黄氏双槐善书表演活动，除了应邀参加省市区等各级文艺汇演外，他们最主要的舞台依然是神佛圣诞、红白喜事或院坝娱乐。
总之，双槐善书是一项颇具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艺术，在黄氏家族历经五代的发展创新下，逐渐成为乡土社会不可缺少的宣教手段和娱乐方式，而它在演述“劝善文”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它的表演者与听众，从而使他们在向善的举动中建立起融洽的邻里关系，因此善书说唱艺术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善书毕竟是一项以乡土为舞台，以普通百姓为对象的民间艺术，而其质朴简易的表演形式、方言土语的表达方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当代社会的审美需求，而听众的老龄化及青年听众的流失、乡村社会的城市化则成为善书艺术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障碍，除此之外，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与保护方法，同样也是善书不能得到更好生存环境的原因。面对这些现实存在的困境，除了政府的资金投入，学者的调查研究，及媒体的采访报道，双槐善书的传承人更以其自己的努力在维系基本的语音表达和本质性意义的同时，不断创作适应这个时代的新文本，改进自己的表演方式，并将之纳入地方校园的基础教育和政府公文的宣传中，从而为善书的生存营造出全新的演述场域。
（作者 胡中华）
院坝善书表演唱连箫也是表演善书的一种载体黄华清在研读善书古老的手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