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出计算题
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狡猾的商人开始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在粮食里掺杂了大量的石子、砂粒、稗子和霉烂的米。把这样的粮食卖出去，坑苦了老百姓，他们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
育才学校也买了不少这样的粮食，不吃又浪费，但吃了这样的米，又不能消化，导致得肠胃病的师生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一情况，陶行知十分焦急。为了保证师生们的健康，他不得不规定每天早晨用20分钟时间上一堂“选米课”：全校师生人人动手，把米里面的杂质一一剔除。
尽管如此，米里面的小砂子仍然很多，学生们吃饭时还是经常咯牙。学生们一嚼到砂子，立刻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食堂的餐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饭粒。
陶行知看到这个情况，摇了摇头，深深的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为了几粒砂子，吐出一口米饭，也太可惜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一天，等大家吃完饭后，陶行知一个人留在饭厅里，走到每张桌子前，把米饭一颗一颗计了数，再按桌子分别包成小包，写上数字，带走了。第二天晨会上，陶行知很严肃地站到了讲台上，他环视台下的师生，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时局混乱，抗战也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加上奸商使坏，我们生活就更加困难！”陶行知不无内疚的说：“我这个校长没当好，让大家受苦了，请大家能够原谅！”接着，他话锋一转，有点气愤地说道：“粮食已经很少了，但有些同学却还是不知道爱惜，吃到砂子就把一口饭都吐了出来，我看了很痛心。昨天午饭之后，我数了一下每张饭桌上散落的饭粒，少的90多粒，最多的已经超过了600粒，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听到这里，台下的同学们有的低下头，有的涨红了脸。陶行知接着出了一道算术题，让大家一起来计算，他说：“我们吃饭时浪费的米粒按每张饭桌上300粒计算，那么我们每顿饭浪费了多少粮食？如果把这些粮食算成钱以后，可以买多少发子弹？这些子弹又可以消灭多少敌人？请大家认真算一下。”
同学们便都开始计算起来，当得出答案时，都不禁伸了伸舌头，羞愧地低下了头。接着，陶行知又带着大家朗诵了李绅的诗句《锄禾》。他接着说：“同学们，现在粮食来之不易啊！我们这样糟蹋粮食，太对不起前方的抗战将士和后方辛苦劳动的农民伯伯们了！”
从此以后，同学们在吃饭时吃到砂子，总是特别小心地只把砂子吐出来，餐桌上再也见不到饭粒了。万安私塾（少年陶行知读书的课堂） 上海报童工学团 陶行知把名字“知行”改为“行知”（陶行知用过的印章）
陶行知向小学生认错
1932年，敌军查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师范附属小学被迫停课。附小的同学们自发办起了“儿童自动学校”，由学习好的学生当老师，连校长、工友均由学生担任，整个学校秩序井然、书声朗朗。
消息传出，教育家陶行知写了一首诗称赞：“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
受到赞扬，同学们都很高兴。可是有个年仅八、九岁的小同学却找到陶行知，毫不客气地提意见：“照先生的写法，我们学校算不上‘真奇怪’。”
谁知，陶行知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问：“小朋友你只管说，我的诗错在哪里？”那孩子指着第二行说：“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们学校里，就有年级小但成绩好的小孩，做大龄同学的老师。要是像先生写的只是‘大孩自动教小孩’，有什么‘真奇怪’？”
“说得对！说得对！”陶行知立即认错检讨道：“小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指正，我马上就改。”说完，把“大”字改作“小”字，成了“小孩自动教小孩”。然后又问：“这样改行不行？”
小孩咧嘴笑了：“先生改得真快真好！”
报童工学团
上海静安寺附近车站，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在高声叫卖：“新闻报，大公报！”穿得光鲜亮丽的先生、小姐们连忙呵斥他们走开。
陶行知在等车，一群报童围住他。陶先生笑咪咪地掏出钱，向每一个报童买了一份报纸，报童纷纷找钱给他，他摇摇手说：“不用找了。”他拉着一个孩子的手问：“你们是逃荒来的吧？”孩子点点头。陶行知抚着他的头说：“真是苦了你们这群小朋友了。”
这时，来了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驱赶报童。陶行知用英语与他交涉，巡捕便走开了。报童们都感激地向他道谢，他却和蔼地说：“不用谢，你们快去卖报吧！”
几天后，静安寺的一条弄堂里，报童卖完了报都坐在地上。陶行知走来，孩子们齐声亲热地喊起来：“先生！先生！”陶行知与他们一起坐在地上说：“报都卖完了？”他拍拍身边一个孩子的脑袋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晚上卖《晚报》，只有中午有空。”“应该把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文化知识，要过好日子没有文化可不行。”
陶行知将一个报童挽着坐在身边：“孩子，你们不会一辈子卖报，将来会有好日子过。有空一定要学文化，识了字人家就不会再欺负你们。”“读书？可我们没有钱买书和笔！”陶行知伸出手指说：“看，这就是笔。”他用食指在地上写了一个“人”字，大人小人的人，做人的人。
一位报童说：“我们没有书怎么办？”“你们每天卖的报纸就是书。你们识了字，会读报上的新闻，介绍报纸的内容，报纸才会卖得更快。”“没有老师怎么办呢？”陶行知想了一想说：“我每天早上提前几分钟来，教你们识字。谁识的字多，学得快，我就多买他的报纸。”从此，陶行知每天在静安寺附近的车站上教报童识字。
后来他请陈挺夫、方明来当小先生，在梵皇渡路荣庆里办了一个报童工学团。在报童工学团，这些穷苦的流浪儿童学识字、学文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还有一些报童在陶行知的关心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陶行知洗衬衫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创办了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满了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陶行知，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高缨有些失望，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
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想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就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侣贤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都送到当铺去了，好维持师生们的生活用度。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
高缨听着马侣贤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行知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行知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冯玉祥在晓庄师范欢迎会上与大家合影冯玉祥送给陶行知的一身亚麻布衣服和一块怀表晓庄联村自卫团合影（左一是刘季平）
站在教室外
听课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和同学，便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只留下一世英名。
救援共产党员
刘季平是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书记，晓庄被封闭后他是最早被捕的同志之一，后来他组织难友一起越狱逃跑到上海。
1932年6月，刘季平第二次被捕，正在上海的陶行知知道后心急如焚，为了筹钱请律师，他找了好多朋友，甚至当掉了自己的一些衣物，终于在四个小时内筹集到钱去律师事务所，请了一位知名的律师出庭辩护。由于律师的据理力辩，法庭未判刘季平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并转送东烟台监狱。
陶行知又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徐明清送到泰山交冯玉祥将军，因为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原是冯玉祥部下。陶先生在信中写道：“焕章吾兄，晓庄学生刘季平被捕，近已转送济南。敢仗鼎力救援。倘蒙援手，感同身受。弟知行拜上。”
冯玉祥见信后，立即找了韩复渠，尽力营救。韩复渠虽不敢贸然放人，但又不敢得罪冯玉祥，对狱中的刘季平也就没有多为难，拖了几年后便让刘季平出狱。
徐明清也是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曾任晓庄共青团支部书记。1932年春天，她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没有适当职业掩护，生活相当困难，她求助于陶行知。陶行知毫不犹豫，通过朋友介绍她到“上海一二八难民工厂”任教育科长。
当时，上海各界募捐给难民的物资很多，但却被厂方克扣私吞。徐明清发动职工与厂方进行斗争，发展了革命力量。厂方恼羞成怒，借故把徐明清辞退了。她离厂时，职工列队送别以示对厂方的抗议。陶行知知道此事后，赞扬徐明清干得好，是正义的行动，并交给徐明清一个新的工作，叫她在上海北新泾筹办一个新的工学团——晨更工学团，还对她说：“你们与山海工学团比赛，看谁办得好。”因此，徐明清又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党的工作。
不久，敌人开始监视晨更工学团，而且要准备下手了。党组织决定让徐明清转移。经陶行知介绍，徐明清又到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办的女工补习学校当教员。徐明清继续在女工中宣传革命理念，发展革命力量。
1935年，由于叛徒告密，徐明清不幸被捕。陶行知先生立即设法营救，并派了晓庄学生陆静霞与陈露薇两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后来，徐明清被押解到杭州监狱。
时已仲秋，天气转凉，陶行知担心徐明清无衣物御寒，他就托女工朱冰如到杭州去送衣物。过了一些时候，冬天降临，陶行知又让朱冰如到杭州探望，说：“天冷了，再送点衣物去吧。”当徐明清再次接过了陶行知托交的衣物时，不禁感动得泪流满面。
陶行知为了营救徐明清，四处奔波，多方联系，经过他的努力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1936年6月徐明清终于出狱，并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戴伯韬是晓庄师范地下党员。1936年他跟随陶行知参加了育才学校的创建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戴伯韬得到组织通知要赶快撤离。戴伯韬等五、六人隐蔽在陶行知住所的阁楼上。
有一天，陶行知回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很危险，都不要再出去了！”风声越来越紧，不断传出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陶行知怕再住下去，会发生危险。使托人把其他几个人转移出去了，只剩下戴伯韬。敌人正到处寻找戴伯韬的踪迹，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老朋友冯玉祥将军。
一天晚上，陶行知把化了装的戴伯韬悄悄带到巴蜀中学冯玉祥公馆。陶行知把戴伯韬介绍给冯玉祥：“他是我的学生伯韬，他没有地方住，想在你这里住一阵，你看行吗？”冯玉祥非常相信陶行知的为人，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欢迎。
陶行知在告别戴伯韬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再三叮咛：“你要处处小心，一切听冯将军的安排。但愿将来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他说完转身向冯玉祥拱手告别：“焕章兄，一切多多拜托！”冯玉祥豪爽地笑道：“你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生，我会安排好的，你只管放心。”
戴伯韬在冯公馆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冯玉祥让他装作士兵混在打猎的队伍里，将他护送出去，脱离了虎口。
（本栏目由李俐均周云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