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9日3版）
　　毛泽东会见了文艺界人士郑君里、孟君谋、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吴茵等。整个座谈会欢声笑语，气氛融洽。
　　在重庆，毛泽东更是万分高兴地会见郭沫若、周谷城等故友。还会见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人。不久前，他们曾到延安参观访问，再度重逢，毛泽东同他们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广泛会见外国各界人士，利用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举办的宴会之机，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大使和使节交谈。他还会见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等人，表示支持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
　　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援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未来建设事业中继续给予援助。
　　在重庆，毛泽东还主动接触国民党各派大佬。毛泽东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的统战活动，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全覆盖，广交友，其作用与影响不亚于与国民党的谈判。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很多佳话。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时局进入急剧转变的历史关头。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我们的方针怎么样？这些都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实是争取舆论；中共领导人同意谈判，是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也是同国民党争夺政治上的主动权。如果把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得失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尽管双方都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重庆谈判对国民党却几乎是个彻底的失败，而对共产党则是一个重大胜利。
　　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重庆谈判进行权威的评价，着重谈到争取政治主动权的问题。（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