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1月17日3版）
　　经过金子党组织对群众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1946年6月金子沱农会总会成立，金子乡14个保普遍建立农会和农会小组，并发展到周围十几个乡和武胜县真静、农旺、街子、清平等乡，农会会员达到2.1万余人。在建立农会的基础上，彭灿碧参加了组织三抗社和武工队的工作，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压榨剥削，使他们的苛捐杂税收不到，壮丁派不走，升租加押行不通，收租谷多少，也得看农会的眼色行事。
　　如火如荼的金子沱农民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国民党反动派从1947年夏开始“清乡”，到1948年2月对金子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面临敌人的“围剿”和开辟新区的需要，1947年下半年，党组织决定陆续将一部分已经暴露的骨干和外来干部转移。12月，彭灿碧从金子沱转移到合川县龙市乡中心小学，仍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领导妇女支部工作
　　1948年2月，刘石泉担任中共上川东地工委第七工委副书记后，转移至肖家、岳池等地活动。彭灿碧主要担负掩护刘石泉的任务，党内的有关决定和工作部署，常常通过她传达给有关同志。在这个时期，党组织的活动主要围绕为武装起义作准备。根据工作需要，彭灿碧担任古城支部委员。
　　7月，龙市妇女支部在肖家成立，彭灿碧担任支部书记。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敌情，及时向党组织汇报。同时，团结妇女积极分子采取各种办法为起义部队筹集革命经费，作为武装起义购买枪支弹药和进行其他革命活动使用。她们有的拿出工资，有的悄悄卖掉家里的谷子，有的拿出自己的嫁妆、首饰。杨联芬、邓素一（共产党员）、杜帮淑、卿慎吾、陈厚茂等以打会（筹集善款之意）为名，一次就筹集到60石（1石等于60公斤）谷卖成现金交给党组织，还为起义部队准备药棉花、纱布、红药水、雷弗儿、十滴水等医药用品，发动妇女为起义队伍打草鞋，做子弹袋。金子沱武装起义前夕，彭灿碧在刘乐中、王德华绘图的基础上，绣了一面军旗，上有红星、镰刀、斧头和“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的字样。
　　为把筹集到的枪支弹药、医药用品运送到前线，彭灿碧化装成农村妇女，用布袋装上物资昼夜兼程在崎岖山道上，常常整天吃不上一顿饭。途中小憩时，还抓紧时间削药棉签。一次，她从合川带着文件回龙市乡，走到蜂子岩（今双龙湖）时遇到敌人的卡子，就顺手把文件压在石头下，标上记号，待敌人的卡子撤了后，她才取出文件回到龙市乡。

被捕牺牲
　　1948年8月，上川东华蓥山周围多县的联合起义相继爆发。8月28日，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七支队起义军在武胜县黑耳场的水洞湾被“内二警”包围发生激战，突围后各自分散隐蔽。彭灿碧同邓素一、邓志军一起把几个起义军的同志安置妥善后，就隐蔽在邓素一家里。白天，彭灿碧帮着邓家铡猪草、推磨、给小孩做衣服。晚上，就在油灯下学习。
　　9月，刘石泉指示彭灿碧与隐蔽在家听候安排的邓万勋、张蜀伦联系（张蜀伦住在邓万勋家）。彭灿碧不顾“内二警”搜捕、跟踪，来到云门镇邓万勋家里，恰好邓万勋到亲戚家去了。彭灿碧留下口信，要邓万勋到合川嘉涪宾馆同她见面。邓万勋回家后，家里人把嘉涪宾馆错说成五福宾馆。到了约定日期，邓万勋来到五福宾馆却找不到彭灿碧。一字之差，使他们未能联系上。不久，彭灿碧随刘石泉转移到重庆。
　　之后，刘石泉先后两次派彭灿碧回合川，第一次是回去安排转移同志，第二次是做再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岳池、武胜、合川一带，敌人哨卡林立，特务仍四处追捕起义人员。彭灿碧为了同志的安全和革命斗争的胜利，不顾个人的安危，回到金子乡，被人告密，不幸被捕，押往重庆，关在石灰市看守所。
　　当时，彭灿碧身怀有孕，特务对她威逼利诱，要她交出党的组织和领导人，甚至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虽然刘石泉曾交给她一大批名单，她也藏过这些名单，但她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不久，彭灿碧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生下一女，难友为其取名“苏菲娅”。在1949年11月27日的集体大屠杀中，母女俩同时殉难，彭灿碧时年31岁。（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