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月6日3版）

危机四伏的逆行
　　1948年9月，临危受命的廖伯康带上他所联系的上海、江苏、浙江的10位青年同志回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廖老说，当时派他回重庆，除了他对重庆很熟悉外，还和重庆一个进步社团青民社有关。这个社团由当时民主人士胡子昂的儿子胡克林创建，一起回重庆的10位同志，就是借助这个社团及其社会关系作掩护。
　　离开上海前，上级组织给廖伯康交代：重庆情况很复杂很危险，务必谨慎从事，独立开展工作。继续由上海党组织领导，不能同重庆地下党建立联系。和他一起回重庆的地下党员，不能发展党员，以免产生组织错乱。
　　在此情况下，廖伯康是如何在重庆开展工作的呢？从廖老的回忆中，我们得知一段“巧遇”。
　　通过胡克林的关系，廖伯康一开始就在青民社的“友恒商行”工作，对外身份是副经理。1948年10月下旬，地下党员、“民建中学”副校长潘其江找到廖伯康，问其“通过什么关系从上海回来的？”廖含糊其辞未予回答。
　　一周后，潘其江再次找到廖伯康，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你是党员，就和我们建立组织关系；如果你不是党员，我们就发展你入党；如果你两者都不同意，我们建议你到其他地方去开展工作，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潘其江第三次找到廖伯康时，廖的态度变了。因为在此之前，廖伯康收到来自上海地下党组织寄来的信。按照约定，上海方面每个月给廖一封信，这是第二封。
　　“信的内容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廖老一字一句背出信的内容，“此间南货生意发生亏损，渝地业务以就地经营为宜。”廖伯康说，这封信说得很明确，上海出事了，重庆活动以和当地联系为宜。“所以我决定和重庆建立关系，同意与其领导见面，潘约好接头暗号，地点就在我住的地方。”
　　当时与廖伯康同屋住的另一位副经理叫刘兆丰。在约好和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人接头那天，廖伯康暗示刘兆丰行个方便，暂时离开。但到中午11点多，刘兆丰还没有走的意思。
　　“见面时间快到了，我有点急了，直接说‘兆丰，我有位老朋友多年没有见面，有很多话要说，你在不方便，是不是请你今天让一下位。’没想到刘兆丰直接说，‘你这个老朋友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一听，正是约的暗号，便回了暗号。原来刘兆丰就是和我对接的地下党领导。”廖老说，随后，党组织指派他担任沙磁区、南岸区的特支书记，并筹建市中区特支。

白色恐怖下的斗争
　　1948年春夏，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仍有一些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白色恐怖中，在没有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斗争，独立应对变局。此后，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重庆地下党对各校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调整，到1948年底逐步恢复联系。上海局同时从北平、成都、上海调集力量，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协”“新青”，重新把进步青年和学生团结组织在党的周围。（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