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26日，中国知识青年远征军中一位小伙子，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儿子也会随中华儿女的大队伍出现在凯旋门前的。那时你的家里，一定会充满特别的更多的快乐。即使你的儿子中途斗乏了，疲倦了，卸下了枪躺在广阔的森林中，或寂静的沙滩上。但是，只要那全国父子团圆的日子到来了，你儿子的灵魂也得到安慰。”这个写信的小伙子名叫韦延鸿。
　　1920年6月，韦延鸿生于四川省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父亲韦稚吕一生从教，为人正直，给韦延鸿树立了楷模。
　　1942年秋，韦延鸿考入国立中央师范大学数学系，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教授夸奖。1945年11月，韦延鸿凭着对祖国的爱，报名参加知识青年远征军，属该军教导第三团。12月26日，他给父亲写了那封家书，表达了他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畏牺牲的决心。韦延鸿投笔从戎3个月后，于1946年夏回到国立中央师范大学，继续完成学业。1947年春，韦延鸿参加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被宪兵打伤头部，使他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政府。同年秋，他完成学业，到南开中学任数学教师，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运动。
　　1948年5月，他的中学校友、共产党员胡晓风来到南开中学，介绍韦延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排他负责领导校内的学生运动。韦延鸿加入了党组织在南开中学成立的一个半公开教师组织——新教育研究会，与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一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在校内多次召开集会，组织募捐慰问活动，向校方提出增加薪酬的要求。
　　1949年，国民政府军警镇压南京学生运动，制造“四一”血案的消息传到山城，南开教师韦延鸿、韦廷光、赵晶片等连夜书写“严惩‘四一’血案凶手”“抗议镇压学生运动”“‘四一’烈士永垂不朽”等标语，在全校张贴，并组织学生游行抗议。4月21日清晨，南开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像一股奔腾的洪流冲出校门，涌向沙磁区街头。韦延鸿担任纠察，走在队伍的前头，当开路先锋。这次学生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唤醒了山城人民，但遭到了国民党的仇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电令重庆当局，对山城学运实行镇压。国民党重庆特务机关立即派出大批特务，秘密侦察共产党员。重庆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还要求各单位拟报“危险分子”和“异党名单”，南开中学立即向沙磁区特务供出韦延鸿等人，于是中统沙磁分区书记刘寿昌向重庆市党政军联席会议报告：“南开中学赵晶片、韦廷光、韦延鸿是中共分子。”5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等人在警司开会，重庆调查处二科科长张汉杰在会上说，南开中学教员韦延鸿等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领导南开的学运。特务们便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寻找机会逮捕。
　　韦延鸿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四二一”学运后，他在南开中学继续上课，两月平安无事，他便放松了警惕，却没想到灾祸突然降临。8月14日，韦延鸿上完数学课到休息室，两个特务闯进去，抓住他就往外走。南开师生立即手拉手挡住校门，不准特务把人抓走，要求把教师放回去上课。同学们质问特务：“凭什么抓我们的老师？”校内同学一拥而上痛打特务，吓得几个特务拔出手枪威胁学生并鸣枪警告。特务头目怕引起麻烦，吩咐手下把韦延鸿押上吉普车，慌乱地开走了。
　　8月下旬，韦延鸿被囚于石灰市监狱，后移至罗汉寺看守所。特务本以为他胆小，容易突破。未曾想，韦延鸿面对酷刑，誓不背叛组织，特务编造审讯笔录，取名为“韦延鸿自白书”，但韦延鸿拒绝在上面签字，特务便将其转囚于新世界饭店底层。
　　1949年11月14日，毛人凤主持召开军统负责人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大屠杀任务。会议决定分期分批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将韦延鸿等32人押送至歌乐山松林坡杀害。
　　1950年1月，韦延鸿被追认为烈士，忠骨葬于歌乐山烈士陵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本报讯（记者 袁询）为进一步引导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良好的法治和交通环境，区残联于6月28日、29日分别邀请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深入南津街街道白塔街社区和钓鱼城街道久长街社区，开展2022年残疾人“德法相伴”暨交通安全专题普法活动，90余名残疾人参加活动。
　　两天里，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实际案例向与会人员讲解了非法营运的含义、危害等；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现场列举了常见的交通陋习，重点剖析了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的危害。
　　参加活动的残疾人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一定认真遵守交通法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