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如何在巴渝大地破土而出、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回顾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历程，缅怀革命先驱的光辉业绩，让我们一起寻访那段“红色印记”。

伟大开端新文化思潮兴起
　　青砖、木窗、石拱门……沿着一条小巷，走进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70号——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旧居），绿树掩映下的三层小楼古朴庄严。
　　“我们就是要当好‘翻译者’，挖掘好、传承好、讲述好重庆红色故事，把红色历史更立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众。”在小楼前，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展厅，由渝中区区委、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红色旗帜巴渝丰碑”图片展，正吸引着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这里本是杨闇公父亲杨淮清的产业，后杨闇公在此成立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川渝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川渝建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萧楚女等都曾到此活动。”黎余介绍。
　　展厅第一单元是“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广泛传播”，其中一张陈愚生的大幅照片格外醒目。“他在川渝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黎余说。
　　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9年，他与李大钊等多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志青年，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旨在“找寻方向，实现理想”。
　　该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存在时间最久、会员数量最多、会员分布最广的一个进步社团，荟萃了众多时代精英，会员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都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
　　彼时，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已吹遍大江南北，而闭塞的重庆仍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
　　1920年底，陈愚生接受川东道尹叶炳臣推荐，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他曾在重庆联中自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思独享盛名，读到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就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故。”
　　针对当时重庆的学校多被守旧顽固势力把持，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仍是老一套等问题，他以一个新时代开拓者的胆识，大刀阔斧地撤换了重庆几所主要学校的校长，把具有新思想的熊浚、张方谷、沈懋德等人分别委派到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任校长，并引进了一批京、津、沪及归国的深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到重庆，让重庆教育界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和最有生气的领域。
　　不仅如此，陈愚生还创办了《新蜀报》，参与发起了重庆裁兵运动等。
　　“遗憾的是，1923年，陈愚生因病逝世，但他对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对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的先驱者，都是由他直接或间接介绍入川的。”黎余称。

勇立潮头迎来马克思主义热潮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城市之路”展厅以大量历史文物资料，反映了重庆的苦难和挑战、面临的机遇及发展。
　　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参观者置身于鲜活的历史之中，重新发现和认识这座城市。
　　“这是邓中夏和黄日葵，他们是最早到重庆播下革命火种的共产党员。”80后讲解员高洁正在细心地为观众讲解。对她来说，“把英雄之城的红色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顺着高洁手指的方向，一张老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中的邓中夏和黄日葵英俊帅气，意气风发，目光如炬。
　　1921年暑假，在陈愚生、刘泗英的提议下，川东道尹叶炳臣出面，聘请了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学者高一涵、陈启修、陶孟和以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等人，到重庆举办暑期讲学会。（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1919年6月3日，川东学生救国团3000余人游行示威，声援五四运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