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4月14日3版）

火种逐渐燎原
　　庙坝镇位于城口南部与西部交通要道交汇点。离镇政府不远处的青山下，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小楼：歇山式屋顶、青色条石和青砖砌墙、拱券造型的门窗，二楼临街有一条长廊。
　　“这是解放前当地唯一的一座洋房，由大地主王丕基所建。”庙坝镇干部冯乔明说，小楼记录着一段光辉的历史：1934年2月和同年7月，李先念的红三十军与王维舟的红三十三军先后在此驻扎。如今，这里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取得胜利后，乘胜挥戈城口，解放了城口西南部地区。中共川陕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
　　就在这年冬天，国民党川军接连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城口是东线的重要战场。
　　1934年2月，红三十军负责东线突围。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率领部队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八台山进入城口。
　　张合轩告诉记者，李先念在城口战斗的时间不长，但城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听说财政部的曾国坚是城口人。他热情地握着曾国坚的手笑叹道：“城口的山好大啊！我在八台山上打过仗，那时正下大雨，山陡路滑，打了一天把敌人赶跑了，晚上就在山上的庙里宿了一夜。”
　　在城口时，红军不仅行军作战特别艰苦，生活也十分困难。部队将领跟普通战士和百姓一样，只能靠玉米糊、野菜填肚。
　　即便条件艰苦，红军依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1934年6月15日，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攻破城口县城，城口县城再度被红军解放。随后，红军摆出“打下夔巫”的架势。正在对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四川军阀刘湘又惊又惧，从“围剿”的部队中抽调出超过红军4倍的兵力进攻城口、万源，以防红军威胁下川东地区（现万州至巫山一带），与在彭水活动的贺龙部会合。
　　这一兵力调动打乱了刘湘原定的“围剿”部署，也正中红四方面军调敌于预定战场歼灭的计划。在城口，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和第三十三军5支队伍，与川军和地方土匪武装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2000余人。
　　“城口所在的东线战场的胜利，为红四方面军最后粉碎川军‘六路围攻’、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张合轩说，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仅策应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北上大幅减轻了压力，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红军在城口一边歼敌剿匪，一边开展根据地建设，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训练地方武装。这期间，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9个乡党支部和6个区苏维埃政府、24个乡苏维埃政府、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在红军战斗版图不断扩张、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川陕革命根据地也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我家族有七八个人参加了红军，包括我的祖父冯贤忠。”冯乔明自豪地说，当时仅庙坝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超过300人。
　　据统计，当时城口全县仅有5.7万人，其中就有近4000人参加革命，600多人参加红军。红军传播的革命火种，在城口已呈燎原之势。（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