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月13日3版）
　　“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不做群众的尾巴”
　　1941年前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为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十六字方针，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当年一种巩固党组织的具体举措，但客观上却是党的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反映出南方局对群众工作的创新意识。
　　当年，基于对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斗争形势的全面洞察，周恩来曾在南方局会议上，就党组织巩固与“三勤”、“三化”问题进行过系统理论梳理，他认为要巩固国统区党组织，就必须通过“三勤”、“三化”在“积极隐蔽”之中去实现。而“三勤”、“三化”只能“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党组织要实现工作方式转变，党员就必须努力“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但是，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他同时强调：党组织还“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结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以确保实现对每位党员的强有力领导，使之无论与哪类阶层群众接触，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在思想上坚守政治信念，在行动上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且“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
　　然而，在当时国统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命令式的，党组织要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就需要从了解群众诉求、关心群众利益入手，在“润物细无声”的工作中去达到。正因为此，在“三勤”、“三化”实践过程中，周恩来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向群众学习”，又要注意“不做群众的尾巴”，以避免将自己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中，把自己看得与群众没有分别。党员只有摆正自己位置，善于处理各种矛盾，才能很好地把党的意志转化为群众的行动，最终“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抗战时期，国统区时常发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由此引发劳资矛盾。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要求南方局必须处理好特殊条件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在民族抗战大义与各自经济利益间找到平衡点，既支持工人合理诉求，又维护资方基本利益，使罢工等政治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而不是一味牵就，变成群众的尾巴。他曾通过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作劳资双方调解工作，以多种途径与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古耕虞等民族资本家协商，向他们阐明团结抗战之要，希望他们以民族为本，以国事为重，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适当满足工人诉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待遇，使之能安心生产，养家糊口。同时，又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深入工厂，通过工人党员做普通工人群众工作，向他们宣传民族资本对抗战的作用，讲明劳资共存的关系，以及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重要性，希望工人群众明大义、晓大理，做到罢工有节制，诉求讲合理。通过上述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当年不少罢工活动得以缓和，最终达到既保证工厂正常运转，化解劳资矛盾，又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之目的。
　　那个时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很好地实现了工作方式转变，广大党员自觉深入社会生活，积极隐蔽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通过“勤学”达到了“社会化”；通过“勤业”实现了“职业化”；通过“勤交友”完成了“群众化”。使党员既是群众之一员，更成为引领群众的烛光与火炬。“三勤”、“三化”的成功实践，不仅开拓了党的群众工作新境界，使国统区党组织渡过难关，得到巩固发展，其所积蓄的深厚群众基础更成为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正如胡乔木所总结的：没有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由此而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