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年工作，认为“青年在抗战阶段，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在国统区，为争取青年、赢得青年，切实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和平民主，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理论与实践上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面向广大青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团结、引导青年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在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增强党自身活力的同时，也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青年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统区党的工作。
　　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党在国统区的各级组织亟待恢复或重建；另一方面，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并大搞特务统治，白色恐怖严重。党要在此环境下生存和发展，惟一可利用的资源就是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即群众路线。而在广大群众中，青年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抗日救国热情和对真理的渴望。党要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必须首先赢得青年。
　　周恩来高度重视国统区的青年工作。为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意识和革命意识，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指出青年是“抗战的支柱”，号召他们“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为推动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3月25日，周恩来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为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针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汪精卫叛逃事件的发生，一些青年对战时的艰苦环境和各种困难以及局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思想出现混乱。12月，周恩来在中央大学为青年学生做了《第二期抗战的形势》的演讲，鼓励青年“一切新的将遇到的困难，我们是有力量来克服的”，并预言“我们一定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9年1月9日，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给师生作报告时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并告诫青年：“要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要把民族安危记在心头，要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在肩上，准备为民族生存而战！”当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由蒋南翔任书记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委（省工委）和川康、川东、湘鄂赣、湘鄂西等特委以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大多都成立了青委或有专人从事青年工作。这些机构，具体承担了中共在国统区青年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
　　与组织措施相配合，周恩来还注意发挥舆论宣传的引导作用。他专门指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辟《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友声》等专栏，搭建起与各阶层青年的沟通桥梁，以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抗战时局和中共政策主张，反映他们的诉求与心声；并以坚持抗战民主为宣传主旨，积极引导和配合“讨汪运动”“宪政运动”和“义卖献金”等抗日救亡活动，努力把各阶层青年吸引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强有力领导下，很快扭转了抗战初期国统区党组织“脱离群众，根本不做或不知如何做群众工作”的状况，开辟了青年工作的新局面。
　　至1939年底，南方局青委在重庆沙磁区建立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炼钢厂、炼油厂等16个中共党支部，约有共产党员150人；北碚区复旦大学约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还与江津白沙的女师学院、重庆女师，乐山武汉大学、宜宾同济大学、三台东北大学以及遵义等地的大、中学校建立了联系。川康特委青委直接联系了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大、中学校的中共组织，其中四川大学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80多人。云南省工委青委直接联系了昆明一些学校的中共组织，其中西南联大有共产党员60余人。
　　随着青年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逐渐赢得了部分进步青年的信任，扩大了党在国统区的青年群众基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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