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18日3版）
　　南方局和办事处先后成立后，周恩来考虑到人员增多，原有的机房街、棉花街房屋根本不够使用，且位置分散又在城区，不利于办公，日机空袭下更不利于防空。鉴于此，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等有关人员为南方局和办事处另觅新址，建立机关。
　　在川东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几处地方中，廖志高通过比较，更加属意于距市区约10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通过实地考察后，他给南方局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本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其大哥饶国栋，老同盟会员，后转国民党，现在重庆大足县党部任职。其丈夫刘国华，国民党员，历任长寿县长、刘湘经济顾问等职，有过同情革命的履历，自刘湘受蒋介石排挤后，即去职，情绪消极，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其弟饶国材，1936年在成都加入我党。饶国材的女儿饶友瑚、家侄刘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也在上海、成都先后加入我党。饶国模、刘国华的三个子女，业已加入共产党，系我党新发展的党员。饶国模、刘国华的婚姻，实际上名存实亡。红岩嘴农场，事实上为饶国模独力经营。考察与饶国模周围来往接触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扰。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周恩来经过认真比较和考虑，决定迁至红岩嘴。当钱之光和周怡等人专门到大有农场与饶国模商谈时，饶国模是“慨然应允”和“欣然延纳”。其实早在1938年12月25日，她就与共产党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当天《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在重庆青年会堂召开“新升隆轮遇难烈士追悼大会”，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
　　办事处在大有农场内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又遇“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城区陷于一片火海，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房屋被毁，南方局和办事处人员紧急迁往农场内，暂借饶国模的部分旧宅办公和住宿。
　　8月，办事处大楼正式竣工，门牌编号为红岩嘴13号。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红岩嘴13号，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红岩，重庆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红岩到红色三岩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红岩，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足，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成为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在这里，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当时的革命者实际上是把红岩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的代号，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地下党同志要到南方局，就说是“上红岩”；进步人士要找共产党，投奔八路军、新四军或去延安，首先想到的也是“上红岩”。
　　1958年11月，原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重返红岩，题诗曰：
　　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
　　孰论持久战？谁写败降书？
　　诸问今皆白，当时惑未祛。
　　结庐在虎穴，纸虎逊黔驴。
　　董老诗中所提“红岩”，就是指设立在红岩嘴13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时，在抗战时期，南方局人员以及与之联系的革命人士还把红岩作为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86号的总称，人称红色三岩。
　　曾家岩50号，原本是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它是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1938年秋，为了躲避日机空袭，赵氏举家迁往乡下，将房子租给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陈长蘅。（未完待续）（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